臺灣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蔡根祥。
清代學者錢泳手抄本《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的手抄文照片。
要求保護釣魚島歸屬中國有力證據
三次上書文化部未果，蔡根祥就“想説要透過其他渠道，給總理陳情一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方輝 實習記者劉超發自北京“今天《中山歷記》(《海國記》定稿)部分抄稿，重現人間，不唯學界雀躍，讀者亦莫不欣喜。國家以保護珍貴古籍立場，自當視如隨珠趙璧，捧手呵護，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刻不容緩！是以據聞日本人對此手稿，覬覦切切，願出高價羅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學既失瑰寶，復令歷史喪逸明證。”
這是《浮生六記》研究專家、臺灣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蔡根祥寫給溫家寶總理的一封“雞毛信”。信中“《中山歷記》”指的便是《浮生六記》沉寂百餘年的第5記佚文《海國記》。最新發現的版本乃清代著名學者錢泳在西元1840年以前所書寫的手抄本，而這亦是海內外現存記載釣魚島唯一的古代名人墨寶。
“不過我在給溫家寶寫信時，並沒有多想釣魚島。”12月8日，蔡根祥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坦承，他只為《浮生六記》文獻的珍貴歷史價值而上書。
三次上書文化部未果
事實上，蔡根祥得知錢泳手抄本面世是在一年半前。他的好友、山西平遙縣學者彭令是這一佚文墨寶的收藏者。
去年6月，香港《文匯報》連載了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震驚海內外學者。此後，不斷有日本、臺灣等地學者找到彭令，表達了研讀、收藏等意願。但時至今日，由於文獻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尚未有學者能夠一睹其真顏。
得知這個消息之初，蔡根祥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用他向媒體介紹的話説，《浮生六記》的第五記真實記載了清代時中國與琉球國的交往，特別是兩國民間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歷史與政治意義。
因此，當去年8月大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已經確定，並頒發證書後，他隨即向文化部發去了推薦《浮生六記》卷五抄稿申報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二批名單的函文。
蔡根祥從文學、學術、歷史和藝術價值四個方面，詳細論述了這本佚文典籍重新面世的意義。不過，隨後大陸文化部經審查，認為“此件記中山部分的內容，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浮生六記》的第五記，遂定位第五記，證據不足”。
今年9月16日、24日，蔡根祥又兩次上書文化部，他説，“詳讀其文，細端附圖，乃得知手抄稿確實為錢泳所寫”。在最後一次上書中，他直批文化部某些學者的論斷“主觀草率、昧於事實、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或許是因為言辭激烈，有大陸網友便收集了蔡根祥這三次函文，取題“臺學者炮轟文化部”。
“後來還是沒有回音，我就想説要透過其他渠道，給總理陳情一下。”蔡根祥介紹道。
釣魚島主權歸屬的力證
就在蔡根祥孜孜不倦地為大陸保護《浮生六記》卷五佚文奔波的過程中，彭令又有了驚人發現：《海國記》佚文內容顯示，1808年，沈復經釣魚島赴琉球途中，對釣魚島周邊情形及方位都有詳細目擊記載。這比日本宣稱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的時間早了76年。
他告訴香港媒體，《海國記》共約6200多字。其中，“冊封琉球國記略”頁，記載有“……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于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段文字中，明確記述有“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表明，琉球國西部領域從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開始的，以黑水溝為中國(清廷)與琉球國的分界線符合歷史事實，釣魚臺(島)明顯在中國的領域內，不屬於琉球。
另經考查，清人錢泳手跡原件的抄錄時間為道光三年(西元1823年)，其存世時間也比日本人所謂發現“尖閣諸島”(即釣魚島)的時間早了61年之久。
“由於中日兩方都沒有真正佔領釣魚島，因此‘有效佔領’這些國際法原則就無法作為法理上的依據。反而是‘先佔’的歷史依據變成兩國對其進行主權爭奪的主要依據。如果發現的新文獻是真實存在的，那麼就會增強我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談判地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分析指出。
“希望讓兩岸讀者都能看到”
根據我國歷史文獻記載，釣魚島以東，隔沖繩海溝，為日本琉球群島，即今日本沖繩縣。沖繩縣前身即為與中國有500多年稱臣納貢關係的琉球王國。從明朝洪武初年開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冊封使赴琉球王國，往返都經過釣魚島。從那時起，釣魚島就載入中國史冊，到明嘉靖十三年（西元1534年），琉球國王接受明王朝冊封已有11次。
我國現有多部歷史文獻能明確證實釣魚島屬於中國領土。這當中包括嘉靖十三年冊封使陳侃所著的《使琉球錄》，其中清楚地記載了他從福建福州發航，經臺灣基隆，東北行，經釣魚島，再抵琉球王國的航程。此外，還有後來其他冊封使所著的《重編使琉球錄》、《使琉球雜錄》等歷史鐵證。
而金燦榮認為，“新文獻的發現不只是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又一個力證，其實它對中日文化交流、中國當時的海外認識研究都有很大的幫助。”
蔡根祥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彭令現已帶著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來到了北京。據他了解，很可能是他給溫家寶的書信起到了作用。“我最期盼兩點。”他説，“一是讓《浮生六記》這份資料能夠得到好好保存；二是能讓它公開發表，讓兩岸讀者和研究者都能看到、研究、欣賞公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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