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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拍新聞被認為是一種新的社會監督方式 商報記者王春勝/攝
市民DV拍新聞侵犯他人隱私？
律師稱，每個公民都有採訪權也有人認為，DV拍新聞是種新的社會監督形式。
跳樓的悲傷、醉酒的醜態、和人爭吵時的激憤，當這些個人生活場面被推到DV鏡頭前時，引發了一場關於採訪權與隱私權的爭論。
近日，在大河論壇上，兩名網友發出帖子，言語激憤，對一些DV愛好者上街拍攝、然後把錄影拿到電視臺以新聞形式播放的行為提出質疑。
【質疑】DV拍的跳樓新聞引網友不滿
7月22日，名為li－uhongmeizi的網友在大河論壇《焦點網談》欄目發帖，對河南電視臺公共頻道《DV觀察》欄目播放的跳樓現場視頻表示不滿。
這名網友説，在跳樓的死者家人心靈受到重創的時候，這些畫面又被當成新聞在電視上進行播放，“這踐踏了別人的隱私權。”他言語激憤。
與此同時，另一名網友發帖稱，在一起當事人不允許拍攝的事件中，還是遭遇到拍攝，他認為，這也是侵犯隱私權、肖像權的行為。
兩名網友的帖子引發了一場關於市民DV拍新聞是否侵犯隱私權的爭議。
據河南電視臺公共頻道《DV觀察》欄目總策劃崔建仲介紹，該欄目於今年2月5日正式開播，節目時長30分鐘，每晚9：15播出。因為形式活潑，貼近民生，該欄目目前已成為公共頻道的主打品牌欄目之一。
該節目的播出內容，全部來自河南各地的DV愛好者。
“這個欄目講究原汁原味，就是老百姓拍攝老百姓的故事。全省大概有近千名DV愛好者為我們提供新聞，僅鄭州就100多名。”崔建中説。
【現狀】DV觀察員的身份很尷尬
目前，鄭州市民王愛國就是為《DV觀察》提供新聞的DV愛好者之一，他的名片上寫著《DV觀察》欄目“觀察員”的頭銜。
每天，挎著花8000多元買來的DV，上街捕捉各種突發事件，拍攝形形色色的人物，這已成為王愛國退休生活中的一種樂趣。
至於拍攝的酬勞，王愛國説：“電視臺給稿費，但我不是為了錢，我的退休金夠自己花，我就是愛好這個，覺得有意思。”
據了解，電視臺並不給DV觀察員發基本工資，而是根據觀察員播出的錄影時間，按分鐘給予一定的報酬，每分鐘最少100元，品質好點兒的為120元，最高的是180元。
雖然天天跟記者一樣外出奔波拍片，也一樣是按勞拿“稿費”，但實際上，觀察員並不屬於電視臺的正式或者臨時員工，以前電視臺叫他們“通訊員”，現在則叫“觀察員”。
但在採訪時，DV觀察員只能作為DV愛好者出現，這造就了他們採訪時的尷尬身份。
劉志明就是一名已拿到採訪證的觀察員。這個證的作用在於，當事人提出檢驗證件時，自己可以有所依託。但對於行政機關或者事業單位來説，這個證仍分量不足。他説：“人家一看是採訪證，根本就不接待。
王愛國説，一些發稿比較多的核心會員，臺裏會發採訪證。所謂的採訪證，並非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或國家廣電總局統一頒發的記者證，而是由電視臺製作的類似工作證性質的證件。
【爭論】DV觀察員有沒有新聞採訪權
由於身份所限，在拍攝時，觀察員遇到的抵制很多，包括出言不遜、捂鏡頭、抹帶子，甚至奪搶機器。
去年冬天的一個早上，王愛國接到線索，在一派出所轄區內發現一具男屍，但是，他在現場遭到了派出所工作人員的阻攔。雙方發生了爭吵，派出所工作人員把他往車裏摁，説要拘留他。後來，《DV觀察》欄目的法律顧問趕到才解決問題。
王愛國總結，有幾類問題在拍攝時難度較大：一是交通事故，尤其是該事故由單方造成，肇事方肯定不想丟醜，往往阻礙拍攝；二是企業斷電、飯館老闆與顧客爭執等；三是政府部門，這也是DV觀察員遇到的最冷淡的對象。
“你們又不是記者，沒有權利來採訪。”很多當事人會這樣説。在不文明現象以及一些突然事件發生時，採訪權究竟是屬於誰的權利？
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新聞學博士禹建強對此出言謹慎：“媒體記者在採訪時，是代表公眾實施對新聞事件的知情權。而DV觀察員作為普通老百姓，是否有這個權利，很值得探討，也很難説。”
畢業于清華大學法學院、主要研究憲法學的知名學者陳傑人則認為，目前，沒有任何法律規定採訪權為記者的獨有權利，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記錄社會現象，尤其是網路上部落格、播客的出現，使得人人都幾乎在扮演記者的角色。
對於記者採訪權利的來源，公共頻道《DV觀察》欄目的法律顧問、河南開達律師事務所主任郭新治將其歸之於《憲法》。他説，記者採訪權和DV觀察員的採訪權應是同源的，都來自《憲法》第35條的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依據他的分析，在新聞採訪上，任何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
【觀點】“公共場合拍攝一般不侵權”
一名醉漢醜態畢現，滿口胡言亂語；兩名路人因小事在街頭爭得面紅耳赤；跳樓、車禍……這樣的民生百態構成了《DV觀察》欄目的主要內容。
在電視畫面裏，不時有當事人面對鏡頭做出反對拍攝的行為，這些過激行為總是針對通訊員的身份。
然而，在對新聞價值作出判斷後，這樣的畫面仍被電視臺剪輯播出，因此被網友質疑侵犯了當事人隱私權。“在北京、香港的一些新聞，即便是犯罪嫌疑人被電視臺曝光，也有遮擋被警察蒙蓋的權利。”一名網友説。
不過，DV觀察員劉志明卻認為自己的拍攝理直氣壯。他説：“在大庭廣眾下，對社會不文明現象和新聞事件進行拍攝、記錄、監督，記者可以這麼做，作為一名公民，我們也可以這麼做。你們報紙上能登的，我們也可以。”
網友“好風好水”站在了支援觀察員的一方。他説，在公共場合發生的事，就不是個人隱私。作為當事人，有拒絕採訪的權利，但沒有限制採訪的權利。“如果你在公共場合和老婆親熱，也叫隱私嗎？很明顯那時候你已經放棄了你的隱私權。”
王愛國同意這名網友的觀點。他舉例説，兩個人吵架表面上看是當事人的事情，但如果在大街上吵，不僅有礙社會文明，如果人們聚眾觀看的話，也會影響公共交通，這時，私事已經變成了公共事件。“隱私是在私人場合進行的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私人活動。”他説。
《DV觀察》法律顧問郭新治解釋，隱私即是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正當的、合法的事情，公民有捍衛隱私的權利。但如果做了違規的事情，也必須接受監督。他在給觀察員上課時，經常強調這樣的觀念。
“一般來説，在公共場合拍攝時，不會發生侵權行為。不過，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郭説。
知名憲法學者陳傑人也這麼認為，他説，一名在街道上沉睡的醉漢並無影響到他人，在表現醉漢、流浪漢等人的醜態時，有時會有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嫌疑。
【提醒】DV拍攝時應把握好尺度
作為《DV觀察》欄目的法律顧問，郭新治認為，為避免侵犯當事人的肖像權和隱私權，在拍攝時，觀察員必須把握好尺度。
郭新治説，在公共場合所做之事，並不意味著放棄了所有的隱私權。他舉了一個例子：在大街上，一女同志被男同志當街羞辱，衣服被撕破，這個事件可以播，但女當事人裸露的身體卻必須剪輯掉，否則便是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會侵犯她的隱私權。
為了規避風險，平時，電視臺也會對觀察員進行最基本的新聞業務培訓。
在一名觀察員的名片背面，印著“DV觀察員只能進行社會趣聞、個人不文明現象、非政治性事件的採訪”的要求，並且還印上了舉報電話。
王愛國説：“臺裏對我們要求很多，不能洩露國家機密、不能拍個人隱私，主要是對社會不文明現象進行抨擊等。”
如果遇到當事人不讓拍的情況，是否繼續拍攝，則跟每個觀察員的經驗息息相關。以王愛國的經驗，如果兩人吵架，造成了交通堵塞，那麼就影響了公共利益，就不再是個人的事情，即使不讓拍也可以拍。反之，如果新聞事件並沒有影響到他人，並且私下調解已和好，是可以放棄拍攝的。
再比如醉漢，王愛國覺得更應該挖掘醉漢背後的故事，他為什麼要喝酒，是不是有心事等，以體現人文關懷。
在拍攝時，還要講究一些技巧。拍搶救受傷較重的人時，可以拍腿或腳表現走得急促，也可拍120的工作人員來表現搶救，不必拍血淋淋的畫面，也不要暴露別人的隱私。
【完善】媒體應把好DV作品審核關
跟其他電視新聞欄目不同的是，《DV觀察》全為老百姓拍攝，在內容上也偏重於頗具生活味道的“小事兒”。有網友稱，拿平民老百姓開涮，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在激化社會矛盾。“《DV觀察》的合法性以及道德操守，還值得商榷。”網友説。
不過，崔建中對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見。他認為，拍攝一些不文明現象，如醉酒、赤膊、爭吵等，正是為了警示世人，以免其他人也有類似行為，是社會監督的一種形式，其結果正是促進社會和諧。“我敢説，一個人在電視上露一次醜，絕對不想再露第二次。別人看了這些畫面，也會引以為戒。”
作為傳播媒介的電視臺，也有對所播內容進行審查的義務。否則，一旦出現侵權行為，電視臺便要承擔作為共同被告的風險。
“電視臺有審查義務，也有對當事人隱私進行處理的義務，遇到涉及當事人隱私的，要打開工賽克。如果真的構成了侵權，那麼電視臺和DV觀察員應該是共同被告。”春秋律師事務所主任杜天徵説。
崔建仲介紹，從節目開播至今，尚未就侵權等接到過訴訟。（商報記者賴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