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紀寶成現在擔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會長，他稱現在幾乎沒有市委書記、市長與縣委書記、縣長的孩子上職業院校。官員常在講話中強調職教的“離不開”，可這些説職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沒有上職業院校。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職業院校是無奈之舉。(《中國青年報》4月15日)
紀寶成的話雖然尖銳，但已經保留了很多，甚至可以不客氣地説，不僅市委書記市長，官員的孩子幾乎都不上職業院校，上職校的基本都是窮人的孩子。
這不是憤青式的想像，而是有統計數據支撐的。報道引述了調查機構的數字：據統計，近3年，88%的高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2012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農村戶籍學生佔到在校生總數的82%，中西部地區的學生佔在校生總數的70%。父親、母親為農民、工人的學生人數佔調查總人數的80%。
“階層固化”問題一直是輿論熱議的話題，也就是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發生的堵塞，窮人的孩子還是窮人，農民工的孩子繼續從事體力勞動，貧窮在代際間延續。而“窮人的孩子上職校”背後，就是看得見的階層固化，顯示著貧窮正在代際間傳遞。
都説學校無好壞，成長在個人，一流大學出來的學生也有賣豬肉的，職教學生也有創業成富豪的，但這些只是個案。不得不承認，越是名牌大學越容易成才。總體而言，名校依然是通用的敲門磚。
並不是説窮人的孩子上了名校，權貴子弟去上中專和職校，那才叫公平，這是對公平僵化的理解，也沒有人有這樣不切實際的期待。但不可否認的是，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之類在教育上比窮人的孩子更有優勢，家族和父母權錢的優勢，使他們相比窮人孩子更能贏在起跑線上。
當然，平等並不是整齊劃一，而是在公平的機會下，通過平等的競爭産生不均等的結果。但是，“窮人的孩子上職校”真是公平競爭的結果嗎？顯然不是。當職校成為農村孩子、中西部孩子、工農子弟的集中地時，當“職校”在現實中被打上“沒辦法沒路子才去上”的標簽時，就能看到顯性的不公了。雖説現在很多人都説職校很重要，宣稱“中國缺少高級藍領”、“很多藍領收入甚至高於白領”，但主流的取向還是考大學，考名牌大學。並不是窮人的孩子就考不過權貴子弟，所以只能去職校，而是權貴有能力通過各種關係運作，使自己的孩子免於上職校，而“往高處走”。
都説大學無好壞，職業無貴賤，可這只是一種慰藉人精神的心靈雞湯，現實是殘酷的，選擇更是冰冷無情的，正像那麼多市委書記市長在講話中強調職校是多麼重要，可沒人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職校，而是想方設法往名校鑽，往海外送，往錢多的崗位擠一樣。職業無貴賤嗎？價值上是，可現實不是，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給很多職業、學校、崗位打上了窮人的標簽。體育運動有貧富，窮人的孩子才會練舉重；上學有貧富，窮人的孩子才上職校；職業有貴賤，一些行業正成為社會底層的聚焦地。貧富不是以人的能力區分，而是固化在職業、學校和崗位上，這就是階層的固化。
這種固化下，一本、二本、三本、職校、中專的區分，不是公平的考試形成的，很多時候固化為階層的區隔，“下流社會”流向三本和職校，權貴流向名牌一本。這時候，教育不僅沒有成為社會公平的底線，沒有成為社會流動的通道，反而進一步固化著既有格局。雖然名牌大學並沒有被權貴壟斷，但“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比例越來越低”提醒著這種危險的走向，一些不知名大學的學生自稱為“屌絲學校”，也流露著對階層固化的消極態度和“下流”的自嘲。
所以，某些領導再不要空談什麼職教很重要了，也別大談什麼“年輕人要去艱苦的地方艱苦的崗位接受鍛鍊”了，這裡只想問：你的孩子被你送到哪去了？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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