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6月20日電 題:石硤尾舊區換新貌——香港公屋居民住房變遷
中新社記者 陳逸舟
從芳姐家的客廳窗口望出去,石硤尾區一覽無遺,天氣好時可以遠望到九龍灣。“我在石硤尾搬了四次家,在這裡總共住了63年,就是走不開了,‘夾’住條‘尾’呀。”今年83歲的芳姐大笑著説道。
石硤尾是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開端。芳姐大名李桂芳,曾住過位於石硤尾的香港第一代公屋——美荷樓,幾次搬家後住進現居的新型公屋,幾乎可以口述一部香港公屋變遷史。
二戰結束後,香港許多建築物被戰爭摧毀,令房屋供應極度短缺,租金飆升,用廢木、鐵皮東拼西湊的寮屋成了貧困居民唯一的選擇。
1953年聖誕夜,石硤尾寮屋區遭遇“火燒六村”的災難,5.3萬名居民一夜之間無家可歸。一直沒有為低下階層訂立房屋政策的港英當局,被動開始關注災民和寮屋居民的住屋問題,在火災現場臨時興建兩層樓的磚房安置災民。
彼時住在九龍仔直街的芳姐,雖然避過了這一劫,但卻沒能躲過次年6月的火災。“整條街都燒完了”,芳姐回憶,失去家園的災民被迫睡在街邊。
兩三個月後,八幢第一型徙置大廈在石硤尾落成,香港的第一代公屋由此産生,芳姐一家成了第一批公屋住戶。時過境遷,八幢大廈中唯一現存的美荷樓,經過活化後如今已變成了遠近聞名的青年旅社、餐廳和博物館。
芳姐説,那家餐廳的位置,就是自己過去的家。“美荷樓現在是打通的,以前不是,是間隔開的,不是現在看起來那麼大間的哦,只是一角角。唉呀!仲細過劏房啊(比劏房還小啊)。”
雖是60年前的舊事,芳姐仍對住房面積、租金的細節記憶猶新:“那時候慘啊,我們一家四口人,只是住靠窗的那半邊,靠門的那半邊住著兩公婆,兩家人住一百多呎(約11平方米),各交7蚊租(7港幣租金)。”
雖然房子小,但是好在是地面,不下雨的時候他們就去室外,在凳子上擺個托盤吃飯。有一次,樓上掉下來一隻拖鞋,正好掉進了湯碗裏。説起這樣的糗事,芳姐撫著心口大笑不止。
芳姐一家在美荷樓一住就是10年。隨著子女陸續出生,半間房子實在是不夠住了,他們一家再申請,搬進了一間大了四分之三左右的房子,租金變成18港元。雖然仍只有一間房,但可以不用和別人拼住,已高興的不得了。
70年代是香港公屋史上一個分水嶺,芳姐一家也在石硤尾舊徙置大廈清拆之後,由街頭搬去街尾,住進了有私人廁所和廚房的兩室一廳。自此,公共房屋發展為自給自足的小社區。
約半個世紀的時間,當局推出不同的房屋計劃,包括上世紀60年代的廉租屋計劃、70年代的居者有其屋計劃、80年代的長遠房屋策略、90年代的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1997年香港回歸後,公屋政策成為特區政府房屋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房屋委員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3月31日,約214萬人(佔香港總人口約30%)居住于公屋單位,而公屋單位的數目則約為789300個。
2006年,芳姐一家正式入夥新型的高層公屋美如樓,一家六人住三室一廳,每個月的租金是3500港元,遠遠低於區內同樣條件的私人住宅。從客廳窗口向東俯瞰,幾片整齊的房屋多數是公屋,包括大坑東邨、南山邨等。
時過境遷,石硤尾公屋周邊的配套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芳姐説,以前沒有街市,都是在路邊有人擔著菜來賣,現在不僅有街市,還有市政大樓,圖書館、福利處、長者中心,什麼都有。她每天都去石硤尾居民服務中心給會員派飯,熱心義工活動,回饋社會,家裏的墻上貼滿了傑出義工嘉許狀。
“還好房子夠大呀,不然獎狀都無處貼。”芳姐笑道。
住屋空間和條件改善的芳姐沒了後顧之憂,還開始儘自己所能地行善。每個月,她都從特區政府發放的“長者津貼”中省下兩百多塊錢,連續5年助養一名來自內地陜西省的小女孩,計劃一直供到她上大學。
深水埗區議會議員陳國偉對記者説,過去人們提到石硤尾,都覺得居住環境不佳,但現在有了很多新的氣象,也多了很多小朋友,整個面貌都不一樣。
為真正有住屋需要的人士提供協助,一向都是特區政府房屋政策的重心。2017年,特首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指出,在2016-2017年度起的5年內,將興建約7.18萬個公屋單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對中新社記者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在公屋方面做了很多功夫,也遇到過一些障礙。要保持供應量,特區政府需打破限制,比如對未開發土地要有估算,例如盤活棕地和農用地,要改變産權僵化的現狀,對改建用途等有所規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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