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在訪問中國時,盛讚毛澤東指揮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歷史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澤東卻説:“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
四渡赤水是中央紅軍長征中,在貴州、四川、雲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國民黨軍進行的運動戰戰役。它也是遵義會議毛澤東進入決策核心後,指揮的第一個戰役行動。
化被動為主動,一渡赤水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面臨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蔣介石調集了湘軍、川軍、滇軍和嫡系中央軍部隊約40萬兵力進行圍追堵截,而紅軍只有3萬多人,雙方在兵力、裝備上對比懸殊。可以説,紅軍又到了存亡關頭。
為擺脫危局,打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中央紅軍最初準備北上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為此,1935年1月28日,紅軍在土城與尾追的國民黨軍川軍發生激戰。由於戰前敵情偵察有誤,戰鬥陷入僵局,敵人援軍又蜂擁而來,如果繼續下去,紅軍很有可能會全軍覆沒。
怎麼辦?撤!
毛澤東當機立斷,果斷提出放棄原定渡江計劃,迅速撤出戰鬥,由土城向西渡赤水河實施機動,由此便拉開了四渡赤水的戰幕。從28日當晚至次日淩晨,紅軍除以少數部隊阻擊國民黨軍外,主力部隊輕裝一渡赤水。這一行動,顯示了毛澤東善於從不利戰局尋找有利因素,化被動為主動的指揮藝術。
鋻於敵人已經加強長江沿岸防禦,並以優勢兵力分路向我進逼,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于2月7日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原計劃,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的方針。
避實擊虛,二渡赤水
2月9日,紅軍在滇北扎西地區集結並進行了整編。此時,由於國民黨軍各路紛紛向川、滇邊境地區急進,其黔北地區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虛。毛澤東抓住戰機,指揮紅軍殺了個回馬槍,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直指黔北。
2月24日,遵義戰役序幕拉開。取桐梓、奪婁山關、佔遵義,5天內,紅軍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兩個師又8個團,繳獲了大批軍用物資。
聲東擊西,三渡赤水
紅軍再佔遵義,讓蔣介石感到奇恥大辱。他急飛重慶坐鎮指揮,採取堡壘推進與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南守北攻,企圖圍殲紅軍于遵義、鴨溪地區。
敵變我變。毛澤東決定將計就計,指揮紅軍故意在遵義地區徘徊尋戰,引誘更多國民黨軍前來圍攻。當各路國民黨軍雲集而來時,3月16日至17日,紅軍在茅臺鎮及其附近地區三渡赤水,西進川南。為在運動中調動敵人,紅軍故意在白天渡河,並大張旗鼓地行軍。
乘隙而進,四渡赤水
國民黨軍聽從“調動”,調整部署再次撲向川南。鋻於調動敵人的目的已經達成,毛澤東決定乘敵新的合圍將成未成之際,再殺一個回馬槍。紅軍以一個團偽裝成主力繼續誘敵西進,而真正的主力卻于3月21日晚至22日,以隱蔽、迅速的動作,從各路敵人間隙中穿過,四渡赤水。
紅軍突然東渡赤水河,使蔣介石誤以為紅軍又要攻佔遵義,於是急飛貴陽督戰。而紅軍卻乘虛一路向南急進,順利渡過烏江,兵鋒直指貴陽。正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一下慌了神,急調滇軍入黔“救駕”。不料紅軍卻是虛晃一槍,繼而迅速挺進雲南。
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中央紅軍主力進入雲南境內後,大造進攻昆明聲勢。為保昆明,國民黨軍被迫調整部署,從滇北和金沙江緊急抽調兵力回防。豈料,紅軍攻昆明是假,渡長江北上是真,用的還是聲東擊西之計。
“毛澤東故伎重演,而蔣介石卻像巴甫洛夫訓練出來的狗一樣,毛澤東要他怎樣,他就怎麼樣。”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這樣寫道。
乘敵金沙江南岸防禦薄弱之機,毛澤東立刻指揮紅軍兵分三路,以強行軍晝夜急進,全軍順利搶渡金沙江,擺脫了40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四渡赤水扭轉了紅軍自長征以來的被動局面
四渡赤水,是中央紅軍長征中最驚心動魄而又最精彩的一次軍事行動,是紅軍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扭轉了長征以來的被動局面,為實現北進的戰略目標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一勝利,雄辯地證明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符合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實際。戰役期間,毛澤東從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到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再到黨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進一步確立了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得到豐富和發展
與在井岡山時期和中央蘇區時期依託根據地指揮作戰不同,四渡赤水作戰,是在失去根據地無後方依託,又經常面對數倍甚至十多倍的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的嚴峻形勢下進行的。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和戰略戰術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突出的特點是發揮紅軍徒步快速機動的能力,“走”“打”結合:以“走”調動敵人,為“打”創造戰機;以“打”挫敗敵人,為“走”創造條件。在“走”“打”的同時,又輔之以“變”和“詐”,即敵變我變,兵不厭詐。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化被動為主動,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和作戰地區,在數十萬敵人之間飄忽往來,主動創造和尋找戰機,有效殲滅敵人,從而牢牢掌握了戰場主動權。
四渡赤水,是中國工農紅軍戰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典型戰例,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真實寫照,也因此被毛澤東本人認為是他軍事生涯的“得意之筆”。(徐飛、楊茹、婁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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