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海軍總醫院婦産科的産房外,一名家屬在低聲打電話。該層樓的保安告訴記者,産房要到下午三點後才允許探視。 陳伊昕 攝
今年開始,中國進入了“全面兩孩”時代,輿論中諸如育齡婦女生育意願低、兒科醫生資源緊缺等新聞隨之持續見諸報端。如今,這一政策落地已超一個月,“單獨兩孩”政策落地也有兩年多的時間。那些有生育意願的家庭有著怎樣的生養困惑?帶著這一問題,日前,中新網(微信公號:cns2012)記者進行了集中採訪。
四老+兩孩:“80後”爸爸稱壓力取決於心態
2月1日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滿月的日子,當天,記者來到了位於北京海澱區的海軍總醫院婦産科。
一位剛剛結束産檢準備回家的孕婦告訴記者,據她了解,2月1號當天有大約30名産婦處於待産狀態,不過生二孩的只有1人。
記者在電梯口碰到了剛剛照顧完妻子、打算外出就餐的羅輝。他告訴中新網記者,作為“單獨兩孩”政策的受益者,在第一個孩子已經兩歲多之後,自己的二寶即將出生。
2014年2月21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北京市成為全國第五個實施“單獨兩孩”政策的省份。據統計,截至2015年12月底,北京市單獨兩孩申請數和辦證數分別為61810例和56346例。
二寶降生後,屆時,羅輝將迎來上有四位老人、下有兩個孩子的生活,壓力在所難免。
“如果家裏只有一個孩子或者沒有,工作再輝煌,還是會覺得孤單了些。”30歲出頭的羅輝告訴記者,有了二寶雖然可能會讓生活變得辛苦,但也會變得更有趣、更熱鬧。
而對於“全面兩孩”政策,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爽曾分析稱,這一政策實施後,受影響的主要還是80後群體。80後甚至90後,敢不敢生,或者能不能生,這涉及到孩子撫養成本,既包括父母的機會成本和精神成本,也包括物質成本。
“壓力取決於心態,要看想怎麼養了。”羅輝説,自己在企業上班,有一份不錯的薪水。二寶的養育壓力或讓生活成本翻倍,但尚在自己的承受範圍內,壓力也並不如大家想像得那麼大。
“有些家庭給孩子提供最好的奶粉、最好的教育,甚至在幼兒園佔個位子就要10萬,什麼都是最好的,這些其實是在徒添壓力。”羅輝説,養孩子要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否則父母的育兒壓力會間接成為孩子的精神負擔。
在羅輝看來,“滿足他們基本物質要求的同時,最重要的是陪伴。”
資料圖。 劉佔昆 攝
“猴寶寶”與“兩孩”疊加 年輕小夫妻憂建檔難
在醫院婦産科的候診區,記者見到了一對正握著病歷單發愁的小夫妻。妻子汪月告訴記者,自己今年24歲,剛剛有不足兩個月的身孕,但被醫生告知情況不佳,還沒能建上檔。
眼看返鄉的日子將至,老家沒有好醫院,自己又排不上專家號,汪月焦急地翻轉著手中的手機。她還擔心,在大家爭相生“猴寶寶”和“全面兩孩”政策的疊加作用下,在大醫院建檔生育會變得更難。
針對“建檔難”,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員會主任方來英日前表示,北京現在有4900張産床,床位使用率約為91%。市民覺得建不了檔,排不上隊主要集中在三級醫院,而如果到二級産院,它的床位使用率大概88%,並沒用全。另外,近兩年還有一批民營機構進入,民營機構産床使用率現在僅為48%。
即便如此,汪月仍執著于在好醫院挂上好專家號,確保這一胎能順利生在猴年。“懷孩子是大事兒,前期願意多花些錢,多跑幾趟腿都值得。”汪月説。
今年1月25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表示,各地要將保障“全面兩孩”政策順利實施作為2016年婦幼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在提供便民服務方面,要推行“網際網路+婦幼健康”服務模式,逐步開展預約診療、便民門診、遠端會診等服務。有條件的地區要動態公佈孕産婦保健建冊(卡)和産科床位使用情況,引導群眾合理有序就診,提高廣大婦女兒童的感受度和滿意度。
對於“兩孩”帶來的産科緊缺問題,北京市政協委員、市婦産醫院兒科主任張巍則建議,應充分發揮二級、民營醫院仍不飽和的産床資源,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降低私立醫院生育的價格,引導一部分健康的産婦就近生育。
汪月告訴記者,雖然這次一胎還沒穩固下來,但是已經和丈夫合計好未來要生兩個孩子。然而,大城市緊張的醫療資源成為她的最大擔心。
資料圖。 劉佔昆 攝
大齡女性的二孩糾結:40歲媽媽赴醫院“取環”
“放開‘兩孩’對我並不算是個好消息”,今年40歲的廖紅梅告訴記者,公婆和丈夫都覺得多子多福,總盼著政策放開後自己能再為家裏添丁,今年1月已經被丈夫4次“騙”到醫院做身體檢查。不過,這次到醫院“取環(宮內節育器)”,主要是出於調理身體的目的,暫時沒有生二孩的想法。
據報道,此前就有醫生預測,“全面兩孩”的落地或帶來“取環”的高峰期。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婦科主任禤慶山曾表示,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佔取環人群主體。另據媒體報道,廣州實施“婦女到醫院取環不需計生證明”的新政一個多月後,該地初現“取環潮”。多位婦産科醫生表示,到他們所在醫院取環的女性成倍增加。首批來醫院取環的女性中,近八成是準備生二孩,年齡集中在40歲左右。
幾經思索,廖紅梅也松了口。她説,自己這次到醫院“取環”,也算是為將來生二孩留存一個可能性:“先調整身體,如果有這個‘希望’,就再等兩年。畢竟,自己身體狀況不錯。”
有分析指出,多元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育齡人群對現有子女數是否滿意、第一孩的性別、生活城市的類型、女方的年齡、雙方祖輩對他們生二孩的願望、丈夫的文化程度等等,都是對符合條件人群提出二孩生育申請有影響的因素。
廖紅梅説,政策放開後,朋友們經常問她要不要再生一個,但自己好像並不是很渴望。“畢竟生活壓力太大,我和老公的戶口在外地,雖然在北京工作且待遇豐厚,但是一家三口從租房到子女教育,都承擔著太大的經濟負擔,即便有想法生二孩,卻沒有下決心的條件。”
不過,對廖紅梅而言,影響她生育決定的最大顧慮,來自於她15歲的女兒。
廖紅梅説,“雖然我的女兒很聽話,但她並不是很支援我再生一個,她擔心父母會因此把精力放在弟弟或妹妹身上。女兒現在處在青春期,又是升學關鍵期,如果沒有做通孩子的思想工作,我們大人也不可能做這個決定。”
“既然女兒還沒同意,我也就暫時不考慮生二孩的問題了。” 廖紅梅説。(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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