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有消息稱,中山大學博雅學院青年教師李思涯在學院年度會議上公然毆打院長甘陽教授,自稱是因為甘陽在職稱晉陞上故意拖延。中大博雅學院對此作出説明,譴責教師的暴力舉動。還有17位博雅學院教師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打人者,要求校方嚴肅處理打人事件(據1月10日《廣州日報》)。
首先當然要隆重指出一點,打人不對。而且這次打人事件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有預謀的。李思涯打人的過程中,有人負責拍照,有人負責發傳單。據知情者介紹,李思涯出此下策也是萬般無奈。該匿名消息稱,李思涯“學術成果突出,而且教學有方,但聘期將滿,六年晉陞無望,面臨解聘,且在向校方申訴數次無果的情況下,被迫出手。”消息還稱,“該事件是高校廣大青椒(青年教師)艱難處境的折射”。
據介紹,我國現有“青椒”90萬人左右,佔全國高校教師總比例60%以上。他們的生存狀態被歸納為“三低”———地位低、職稱低、收入低。當然,這是針對大學教師群體而言,與我等窮人無關。既然有這樣的生存狀態,自然就會有不滿爆發出來。記得2014年底的時候,四川大學歷史教師周鼎,因在網路上發表《自白書》痛斥中國高等教育中的沉疴頑疾,而“始料不及”地成為網上話題人物。周鼎的話語激昂:“學生的數量比學生的品質更重要,因為高校經費的劃撥與招生數量有關,與畢業品質無關。”“最牛x的教師是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人,而不是擁有最多學生聽眾的人。”“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門。”……
周鼎要表達的問題和李思涯差不多,他被所在學院推舉作為公共課教師參加副教授評審,最後被告知因工作年限、工作量不夠而落選。他此前多年未參加職稱評審,因自知科研成果和論文數量不達標。在2000多字的長文中,周鼎直刺高校三大“軟肋”:教學品質每況日下、教師評職稱重論文輕講課、高校教師的主要工作是申報課題、拿課題經費。
周鼎和李思涯的困境,毫無疑問都來自目前的職稱評定標準,所不同的地方,或者説表現出不同的地方在於,周鼎針對整個體制發聲,而李思涯則把氣撒在了某個個人身上。為什麼是甘陽?恐怕是因為他擁有評審權。甘陽是一位在學術界頗有爭議的學者。因為缺乏具體的細節,所以我們不清楚他對李思涯評定職稱的阻撓是因為李思涯確實不具備這個資格,還是他們之間有著嚴重的學術分歧,但結果起碼證明了,現有的評價體系無法讓一位教師心服口服。
即便跳出這個具體事件,我們也能夠觀察到,現有的評定標準正在異化成某種工具。2010年,《南方週末》有一篇報道“教授的圍城”,詳細地描述了教師職稱評定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首先被套牢的是學校,“學校就是要項目數。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體。”有的學校還設立“學術駐京辦”。接下來,學校的壓力就轉嫁到了教師身上,尤其是青年教師,文章稱:“潛規則是,有行政資源的校長和院領導,主持一些重大項目時,號稱“舉全院之力”,其實只是挂名,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
再接下來,這種壓力造成了青年教師隊伍的分化,或者説分層。在文章《高校青年教師群體憂思錄》中,作者艾青椒(這名起的)指出:
一些人迅速地熟悉體制運作的邏輯,如魚得水地在學院體制裏“上行”,獲取各種類型的課題、人才計劃等,形成了良性迴圈。另外一部分學人對學院的體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種本能性的心理抵觸……這部分青年教師,毫無疑問面臨著物質生活較大的壓力,在上述春風得意的青年教師的映襯之下,他們在物質生活、學院內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標等各方面都有強烈的落差,逐漸會産生一種“相對剝奪感”,或者一種憤憤不平之感。而在分化與分層的大背景之下,能夠獲得體制內巨大資源的個體往往是少數,這就難免造成學院體制內一個巨大的“失意者”群體。
我們不能簡單地講這是劣幣驅逐良幣,但顯然在這樣一個像擰螺絲一樣“折騰教授”的氛圍中,學術的自由度和專注度都很難得到保障,傑出的學術成果也很難在此間生長。
其實改革已經呼籲很多年了,但仍然進展緩慢,這恐怕是因為既得利益的阻力太大了吧。然而改革勢在必行,否則在未來的日子裏,如今的“青椒”們,一部分會斷送他們的教書生涯,一部分則會成長為新一代的既得利益者,繼續固化這個體制。改革者有之,2010年7月,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科振興計劃”出臺,該計劃稱“十年不發論文、不承擔課題也可以當教授”。杭州師範大學校長葉高翔説:“我把壓力轉嫁到我這裡,有可能短時期杭州師大的排名靠後、指標低,但從長期看會見成效,會出《紅樓夢》這種作品,比出多少論文,更有價值。”
前些天重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 桑德爾的公開課,他講到了康得的教師生涯。據説康得受聘于大學當老師的時候是屬於臨時教師,沒有固定薪水,他的報酬按每個學期報名聽他課程的學生數量結算,人多錢多,人少錢少,結果康得的課程大受歡迎,他也因此漸漸在學校站穩了腳跟。其餘時間,他可以自由地思考哲學,沒有論文壓力,也沒有經濟壓力,而偉大的哲學家就在這寬鬆的氣氛中誕生了。桑德爾笑言哈佛應該引進這項制度,因為聽他公開課的學生多如過江之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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