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難題一個接一個:人們感慨中國GDP成為“世界第二”的餘音未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又悄然而至。一時間,海內外學者都拿起望遠鏡和顯微鏡,期冀為這個新興大國找到規避“陷阱”的辦法。
“陷阱”從何而來
新興經濟體的“陷阱”從何而來?從一些國家的發展脈絡來看,當每人平均GDP達到4000美元、進入經濟學家定義的“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會出現停滯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都在這一階段出現過經濟停滯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腐敗多發、就業困難等問題。這些被學者們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在剛剛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就有專家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
曾提出中國經濟將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蔡昉認為,如果找不到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辦法,“拐點”後面就是“陷阱”。
在蔡昉看來,拉美、亞洲各國的國情不同,不能靠現有經驗簡單推論。他説,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是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他説,日本在1990年之後曾遇到經濟發展的瓶頸,政府採取的做法是,保護産業和企業,最後造成大量“僵屍”企業,該倒閉的企業不倒閉,該消亡的産業沒有消亡,全要素生産率沒有足夠的貢獻,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
按蔡昉這個觀點,即便是發達工業國家,如果不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會掉到“陷阱”裏。當然,日本每人平均GDP超過4萬美元,應該叫“高收入陷阱”。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于乎也拿日本作參照。上世紀60年代,日本工業化起飛階段發展也非常迅速,同今天的中國一樣,靠外部需求和外部資源,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經濟增速很高,不過也出現了過分依賴出口、産能過剩、過度依賴投資、個人消費不足等症狀。
日本人的解決方案是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國民生産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每人平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這一政策使得日本國民收入在此後10餘年不斷增加,在塑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日本國內出現了強大的中間階層。
于乎研究員看重日本經驗的正面效應:用增加國民收入來刺激內需,改善日本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進而實現産業升級、技術改進,緩和社會“二重結構”,讓強大的中間階層為社會轉型提供“橄欖型”的穩定架構。即使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步入不景氣,也並沒有真正打擊到日本民間的財富。最近日本地震的影響巨大,但從長期看日本經濟只是“傷了皮肉,沒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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