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當前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財産佔有的差別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差距特別是財産佔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如果任其發展而不加以調節，就必然會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在我國經濟發展已經持續快速增長了30多年之後，在一部分人已經顯著地先富起來的條件下，在財富兩極分化問題作為一種趨勢已是不爭事實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大幅增長，但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日趨擴大。針對這一突出的問題，黨和政府多次提出要更加關注社會公平，努力扭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實現共同富裕涉及的問題很多，最重要的一點是需要區分兩類性質不同的收入差距：
一類收入差距發生在普通勞動者之間，主要是因不同部門、地區、行業之間勞動者的素質或貢獻和生活費用的差別造成的。比如，高科技部門複雜勞動的收入高於其他部門簡單勞動的收入，城鎮居民的生活費用高於農民居民的生活費用。同時，也與現實中存在的行業壟斷、勞動力市場和工資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有一定關係。這類收入差距體現了按勞分配的要求，有利於調動生産者的積極性，對於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則需要採取措施進行調節。
另一類收入差距發生在不同的財産佔有者之間，特別是資本的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主要是由於人們在財産(包括生産資料、房地産、各種金融資産和經濟資源)佔有特別是生産資料佔有上的差別造成的。這類收入差距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産物，有利於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如果沒有有效的調節，則必然會導致財産佔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一極是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的不斷積累和增大，另一極則是大多數人生活的相對貧困。
那麼，當前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呢？是財産佔有的差別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差距呢，還是由於勞動者的貢獻和生活條件的不同引起的收入差距呢？答案很可能是前者而不是後者，這是因為：
第一，與共同富裕相對立的是財富的兩極分化而不是一般的收入差距。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並不反對勞動的差別和由此産生的收入的差別，按勞分配就是對這一差別的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於多種所有制共存，財産的差別乃至剝削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則顯然是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違背的。要想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就必須消除兩極分化。
第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産決定分配，生産資料佔有關係是決定收入分配關係的根本因素。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勞動收入，而只能是財産收入。據有關資料，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最高省與最低省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收入差距大約都在3倍左右或更多一些。但是，由於所有制結構和財産關係的日益多元化，最富裕階層和最貧窮階層在財産佔有上以及由此産生的收入上的差距，卻很可能是以百倍千倍甚至萬倍來計的。勞動收入的差距與財産收入的差距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第三，黨和政府之所以高度關注收入分配問題，人民群眾之所以對收入分配的現狀不滿意，不僅僅是因為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差距中存在許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如：對財産收益和過高收入的調節乏力，通過非法或違規行為導致的“暴富”，公共資源分配的不公甚至變相的私有化，權錢交易的腐敗現象蔓延，就業、住房、醫療、教育等民生保障不足，等等。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情況大都嚴重偏離了按勞分配原則，與財産的不公平不合理分配有關。
第四，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的本質要求。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而這樣一種民主只有在財産特別是生産資料佔有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如果財産的佔有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特別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生産資料被少數私人和私人利益集團所壟斷佔有了，就不可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必然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的穩定，導致社會的混亂，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基。
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現階段我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根源在於國有經濟壟斷，壟斷部門收入過高。因此，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關鍵在於限制國有企業職工特別是壟斷性國有企業職工過高的收入和福利。這種觀點是片面的。我們不能否認壟斷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但這絕不是導致現階段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壟斷所造成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表現在行業之間即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之間，它與城鄉、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一樣，主要是勞動收入的差距。這種性質的收入差距與由財産的差別或按資本分配所導致的收入差距相比處於次要的地位，不可能導致嚴重的貧富差距，更不會導致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
其次，國有企業並不都是壟斷企業，除電網、石油石化、電信基礎運營、鐵路交通運輸、煙草等行業有較強壟斷性外，我國國有企業大部分處在競爭行業。在整個社會總就業人口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從業人數所佔比重只有6%左右，至於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從業人員在整個從業人口中更是少數。這一小部分職工的較高收入怎麼能夠成為全面的持續性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主要原因呢？而且，如果説國有壟斷是收入差距擴大的主因，那麼，在國有經濟佔絕對優勢的80年代或90年代，收入差距應當最大，隨著國有經濟比重縮小，收入差距也應當縮小，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
第三，國有企業職工收入高是相對於私有企業職工收入低而言的，這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需要弄清的是，到底是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高了呢還是私有企業勞動者的收入低了呢？這個問題需要研究，實際上，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目前都存在勞動收入過低的問題，勞動者收入普遍較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因此，正確的思路應當是按照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的那樣，普遍較快地增長居民的收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不是按照私有企業的低標準去要求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和福利。當然，對於壟斷行業和部分管理人員不合理的過高收入也是需要加以限制的，但這並不是共同富裕的關鍵。
有不少人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就會自然得到解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就會自然帶動大多數人的共同富裕。這種觀點割裂了生産和分配的內在聯繫。實際上，初次分配關係就是生産領域中發生的一种經濟關係，它與生産關係是直接同一的。因此，沒有分配關係特別是初次分配關係的合理化，生産是不可能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證明，收入分配差距特別是財産佔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如果任其發展而不加以調節，就必然會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我們需要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我國經濟發展已經持續快速增長了30多年之後，在一部分人已經顯著地先富起來的條件下，在財富兩極分化問題作為一種趨勢和日益臨近的威脅已是不爭事實的條件下，我們就必須按照五中全會的要求，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讓人民群眾共用改革發展的成果，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
如何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呢？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明確具體的措施，包括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最重要一點是，必須分清由財産佔有的差別導致的收入差距和由勞動的差別導致的收入差距，這樣才能抓住收入分配改革的鑰匙。實現共同富裕，固然需要加大收入的再分配調節的力度，但初次分配製度和財産關係的公正合理才具有根本的意義。 (張 宇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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