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係資料圖
香港《亞洲財經》2015年11月號發表題為《住宅:臺灣廉價的選票》的文章,作者是金麗萍。文章內容如下:
對於臺灣經濟、社會發展,住宅問題像是一顆深水炸彈,它帶著老百姓隨時可能引爆的怒氣。最近,加上大選助燃,政治人物個個都想拆解引信。只不過,這個平民百姓的終身大事,什麼時候可以不再淪為競選道具?
2014年底,臺灣一場史無前例的“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勝,使得臺灣“六都”被綠化了五都。套句民進黨內部自己的説法:怎麼贏的?很顯然,民怨幫了綠營。只是,一年過去了,當初的房事支票,被迫兌現;這時,當初支援民進黨的民氣,是否因手中的空頭支票而逆轉為民怨?在已得天下的“各都”首長眼裏,它真是一張最貴的選票。
妙的是,對臺灣地區領導人候選人而言,住宅問題似乎只是一張廉價選票。在三黨候選人洋洋灑灑的政見中,住宅問題又被重重舉起,怎麼落實?此刻,彷彿非他們所思所想。
在臺灣,住宅問題有多嚴重?它拖累了臺灣整體競爭力、拉大貧富差距、癱瘓社會正常運作機能著實是民眾鬱卒苦悶的源頭。
首先,就是高房價。一個年輕人終其一生不吃不喝,都不容易在臺北市買到一間像樣的房子。買不起房,使得臺灣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失去成家的盼望,不少年輕人,索性放棄結婚念頭,打定光桿一生,他們含恨以亞洲地區最低的生育率回報政府。
再者,臺灣社會住宅興建率,全亞洲最低,它突顯政府長期漠視一般民眾的居住問題。據統計,臺灣地區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只有7000戶,佔總屋數的0.08%,相較于東亞鄰近國家,這個數目更顯得離譜。以日本而言,日本社會住宅數達345.6萬戶,佔該國總屋數的6.06%;韓國則有112萬戶,佔6.5%,兩國社會住宅的佔比,都是臺灣地區的80多倍;而最近,韓國政府更是發狠,準備在2018年將社會住宅佔總屋數的比率,拉升至12%。
解決民眾居住問題,是臺灣選舉的必考題,但也是考古題。選前輕承諾,選後,它就像一顆大火球,因極其燙手,被政治人物在打房、救市、大興社會住宅間拋來拋去。面對高房價,政府想打房,卻擔心傷了建商,隨即的救市,又惹得輿論圖利之説。
2014年7月,臺灣財政主管部門為抑制房價,落實居住正義,修正公佈房屋稅條例。基本上,修正重點是將住家用房屋分為“自住”及“非自住”,調高住家但非自住的房屋稅為1.5%至3.6%,並授權各縣市政府制定實際的徵收率;其中,有部分縣市政府採取以持有房屋數分級加重課稅;按其稅賦屬性,被市場形容為“囤房稅”,意即:房屋數愈多,所需繳納的稅負愈重。
只是,近日臺北市政府又以錯殺納稅人為由,通過修正《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拉回修正為一年內未賣出的房屋,不再課徵囤房稅。此舉被外界譏為打房破功,只做半套,圖利建商。
打房救市,臺灣政府在臺前演出皮影戲,背後有多少利益的拉扯?標準的順了姑情、逆嫂意。那麼,建造社會住宅,會是一張人人叫好的安全牌嗎?
候選人奢談居住正義
選前,對政治人物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於是,三黨候選人的政見中,無一自外于社會住宅的政見。其中,民進黨的蔡英文強調,將於未來八年內,將20萬戶社會住宅的需求填補起來,這個説法被輿論戲稱為柯文哲八年5萬戶的“加長版”。而國民黨之前由洪秀柱所提出的公民住宅政策版本顯得大膽,強調五年之後,在合理的通勤範圍內,讓人人買得起的房子,朱立倫取而代之後,至今還未提出更新的主張。親民黨的宋楚瑜也不遑多讓,宋楚瑜以其政治資歷提出建言,應將土地還給人民,他也表示,應讓年輕人可以在合理的價位上,租到合適的房屋。
三黨候選人談居住正義,像是比賽寫作能力,支票先開了再説。只是,這一張最便宜的選票,在選後,它卻成了一張最昂貴的選票。看看去年走馬上任的“六都”首長吧,個個背著區內百姓的居住重任,頭頂著鋼盔進入市議會,隨時準備挨哄,不難看出這張選票有多貴了。
聚集高人氣的臺北市長柯文哲,選舉期間開出的重要居住支票,就是在他首屆任期內興建完成2萬5千戶社會住宅,任期拉長至八年,則完成5萬戶。首先,柯P面對的是這2萬5千戶社會住宅的土地從哪來?再者,為數可觀的社會住宅會對周圍房價帶來多大的衝擊,會不會不明説打房,卻造成打房事實?他還沒來得及找出答案,在捷運聯開宅轉作社會住宅的作法,已被自己打臉,高達新台幣三萬元的聯開宅租金,豈是一般人租得起的?於是,他硬著頭皮改稱:捷運聯開宅改租為售。
其他新科五都首長,像是桃園市長鄭文燦、臺中市長林佳龍,日子也都不好過,為兌現在選舉期間聲嘶力竭開出的興建社會住宅支票,四處奔波找地。
選舉期間開支票,未嘗不是政黨包裝政治人物急於任事的表現,數字管理也不是壞事;但要問的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方法在哪?是否具有足夠的合理性?中間的路障有哪些?如何移除?
2016年無論臺灣地區領導人大位誰來做,都得向老百姓説清楚、講明白。
[責任編輯:盧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