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今天的社論説，高雄地院宣判高捷公辦六標弊案，五名評決委員，二人有罪，三人無罪。有罪者中的鐘善藤、吳孟德，以及無罪者中的周禮良，三每人平均係由前高雄市長謝長廷指派或委派擔任委員。倘若要以此案觀察對謝長廷的政治影響，自然不能單論周禮良，亦須探究鐘善藤、吳孟德的犯罪因果。
至於弊案與謝長廷究竟有無牽連，由於當初高雄地檢署根本沒有調查謝長廷，所以起訴的犯罪事實只提到謝長廷指派或委派評決小組委員為止，並無其他的敘述；且當初高雄檢方也曾留下一個尾巴謂“將繼續追查舞弊造成數以億計溢付工程款之流向”云云，唯至今亦無下文。這些皆是檢方所畫紅線以外的未知地帶。
據聞，“最高檢察署”成立特偵組之後，相關資料與其他謝長廷被控的案件如“特別費案”等，均已由特偵組接手偵辦。因此，高捷公辦六標弊案謝長廷的部分，仍待特偵組完成檢方的使命，可謂尚未結案。
社論指出，回頭來看高雄地院的判決，由其有罪、無罪的認定，以及已經證實的至少尚有一億三千八百萬元賄款的流向不明，即可明瞭，當初檢方偵查未完備，以致造成了判決結果與檢方預期落差極大的現象。換句話説，倘若判決仍留有諸多疑問，責任應在高雄檢方，而不是法官的問題。
判決認定，本案舞弊的手法是評決委員利用ＢＯＴ合約規定任一廠商最多只能得到兩個標的規定，以及掌握各標投標廠商家數的資訊，將公辦六標分成三批，每批又分兩標開標，且先開只有一家參與的標；榮工公司投三標，但只有榮工公司一家參與的兩標被安排先開，榮工公司即“順利”得兩標，依規定在其他標案出局；但榮工公司很有競爭力、價格低於行賄廠商華大成公司，且榮工公司希望得到的ＣＲ5標，卻因榮工公司被以技術安排出局，變成華大成一家而如願得標。至於另一行賄廠商前田／隆大公司得到ＣＯ2標，則是由評決委員以“在地廠商優先、日本廠商合作技術好”等理由，予其優先議價權，再由吳孟德泄漏底標，使其得標。
由舞弊手法來看，不僅非常細膩，且因評決委員須集體決定，若無一定安排及默契，恐怕無法如此順利讓行賄廠商如願得標。然而，評決委員的判決結果是二人有罪、三人無罪，重大關鍵在於：擔任中間人的張志榮、陳建廷，供認了索賄及行賄情節，且張志榮付款的銀行流程也查出詳細數據，但僅鐘善藤及吳孟德有受賄資料。至於其他標的最後得標金額，均達底標金額百分之九十九，檢方雖指控周禮良泄漏底標，卻因檢方未提出積極證據，而無法認定。
檢方指控因得標過於接近底價而導致溢付的部分不計，僅張志榮與陳建廷供認的索賄金額，華大成公司部分達一億二千八百萬元，前田公司部分亦實際支付一千萬元，賄款總計達一億三千八百萬元。其中張志榮承認取得四千二百萬元，其餘則在陳建廷手中。鐘善藤受賄三百萬元，吳孟德受賄二百萬元，亦是由張志榮交付。判決指出，張志榮説其他三千七百萬元交給其妻買股票了，但陳建廷手中近億元下落如何，則完全未交代。也就是説，本件弊案扮演重要角色的評決委員，僅受賄二百萬元或三百萬元而已，但中間聯絡人張志榮、陳建廷卻取得高達數千萬，甚或近億元的賄款，試問：這是合理的情況嗎？
再者，張志榮以其所謂“新文化聯誼會董事長”的身分，竟然享有此種機會與權力，可以居間拉攏謝長廷指派或委派的評決委員，收受並分配賄款，這又是何等神通？考慮此點，以及評決委員必須集體決定，則張志榮的供述是否就是全部真相，即大有探究之餘地。
社論認為，偵辦犯罪蒐集證據，是檢方的責任。高捷弊案判決結果僅能顯示不完整的案情，未能揭露全部真相，其實是源自檢方調查的品質不良；正如臺開案耐斯集團支付趙玉柱父子的金錢謂為“借款”，或ＳＯＧＯ案迄今仍有鉅額禮券下落不明，法院雖有心亦無權處理。高捷弊案的完整真相，還要看現在的特偵組與當初的雄檢有沒有不同的擔當和作風！
（編輯：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