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新型城鎮化建設”專題座談會在省政協機關召開，會議就我省新型城鎮化建設現狀、存在問題以及對策建議等聽取省直有關單位情況介紹。廣東省公安廳負責人稱，除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廣東其他各地直系親屬間相互投靠將全面放開，隨時辦理。（5月26日南方都市報）

　　針對城鄉戶籍制度下的各種社會不公平現象，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推進新型城鎮化基礎上“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總要求。雖然這只是簡短的一句話，卻傳遞出一種對戶籍政策下社會不公平的反思。而其中的四個分類指導，更折射著徹底取消城鄉戶籍差別與落戶限制是一種需要理性、長期思考面對的任務。

　　決定城市化率的重要因素是什麼？人口素質、經濟水準、地區特點與人口數量，世界上主要的城市國家、發達國家、地廣人稀國家是城市化率普遍很高的。相較于與中國經濟每人平均收入差不多的發展中國家，因為人口、歷史、地理原因，中國的城市化率是偏低的。比如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是51.27%，而與我們每人平均收入差不多的秘魯、南非、伊拉克城市化率分別是71%，61.7%，67%。

　　城市化率的逐步提高是國家發展進程的必然趨勢，但城市化率卻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民意需要與經濟支撐上，否則盲目的城市化擴張必將引起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南美國家盲目城市化導致經濟幾十年遲滯的深刻教訓需要我們警惕。相關數據顯示，截止2009年底，中國100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已達58個，而這些城市中都存在著就業壓力大、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房價高漲等城市病，這種城市病往往人口越多的城市越顯著。造成中國城市病的病根是什麼呢？正是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大潮下大量城鄉人口向更大城市的涌入，而城市基礎設施、服務、就業市場增長率遠低於人口涌入率，城市負擔加重自然越加病體沉重了。

　　城鎮化進程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城市可以激發經濟活力和增長動力，可以讓人民生活更美好，城市的驕傲屬性也能有力提升人民整體素質。但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也會增加生活成本和壓力，為社會帶來各種不穩定因素。廣東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中國第一經濟強省，超過一萬億美元的GDP足以支撐起更高的城市化率（2008年廣東城市化率63.4%），而與廣東GDP相近的韓國城市化率為91%，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廣東的人口是韓國的兩倍，就業市場、人口總體素質也比韓國低得多，珠三角與粵東西北的經濟水準差異也是廣東全面放開直系親屬落戶的一大挑戰。

　　廣東全面放開直系親屬間相互投靠落戶，將為全國城鎮化進程與戶籍管理提供一個借鑒引領作用，這如同是戶籍管理層面的改革開放先行者。如何在全省範圍內根據地方經濟水準和城市增容能力合理、有序地讓城市化進程服務於更多人民，這將是擺在全省各市領導面前的一道考題，而做好這道考題，以民為本、體現公平將是思想核心，理智有序提升地區經濟活力、人口素質、城鎮化進程、城市服務力將是理論核心。（台灣網網友：劉立峰）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