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時期，文藝批評都須恪守客觀公正的最高原則。作家張煒曾説：“我們對一部作品可以不談，但不能把糟糕的作品説成好的作品，這是我們的基本底線”。然而今天，最高原則的退據失守一定令他失望，準確地説，文藝批評也許忘記用最後的沉默來表達拒絕的尊嚴。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誠信的時代，這是一個欺騙的時代；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這是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所寫的話，用它來描述當下文藝批評的狀況，並不為過。

　　在文藝界，這樣的場景似乎並不陌生：一齣劇作問世，一些觀摩會、座談會便接踵而至，“大師”、“絕唱”、“高山仰止”、“輝煌史詩”的溢美之詞撲面而來。對文藝家，這樣的景象幾乎見怪不怪：一部新作出爐，一批充滿阿諛、奉承的評論文章便蜂擁而上，“力作”、“經典”、“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的重磅評語數不勝數。

　　創作與批評儼然成為孿生兄弟、雙子星座。在新書的腰封上，我們看得到文藝批評的深度闡釋；在新片的花絮裏，我們聽得到文藝批評的賣力唱和；在新劇的發佈會中，我們看得到文藝批評的躲閃騰挪；在新戲的研討會上，我們聽得到文藝批評的巧舌如簧——在大大小小的文藝創作中，我們都不難發現文藝批評如影隨形般地鼓噪喧囂，從難點答疑到熱點聚焦，從審美感悟到學科建設，文藝批評無所不能、無孔不入，“走穴”的文藝批評越來越多，“趕場”的文藝批評越來越濫，誇誇其談、言之無物的溢美現象洶湧成災。不知從何時開始，文藝批評演變為文藝表揚，文藝表揚退化為文藝吆喝，文藝吆喝淪落為文藝交易。狄更斯譏諷的那個場景，正在幻化為真——在一個無法分辨好壞的語境下，“最壞”遮蔽了“最好”的存在；在一個儼然誠信掃地的氛圍裏，“欺騙”取代了“誠信”的面孔；在一個價值已經迷失的時代中，“黑暗”吞噬了“光明”的氣息——一種新型的文化貧困正籠罩在文藝批評之上。

　　文藝批評緣何變成文藝表揚？答案也許並不複雜，人情的傳統、權力的尋租、價值的迷失、心態的失衡、利益的綁架、原創的不足……這些造就了文化建設的好大喜功，也造就了文藝批評的虛假繁榮。在各種文藝創作現場，我們不難看到這樣的現象：文藝批評不再是在相互辯詰中彼此促進，而是借助肉麻吹捧，自説自話；文藝批評不再是在相互交鋒中認識真理，而是撈取名聲資本，嘩眾取寵；文藝批評不再是在相互砥礪中辨別是非，而是變得顧影自憐、故步自封。文藝批評的時尚化、邊緣化、口語化、散文化、紀實化、低俗化，批評家對於重大文化現象的缺席、缺位、失語、亂語、無序膨脹，使批評載體滑向媒體化、口號化、紅包化、核心刊物化，這些是文藝批評喪失生命力、降低文化品位的重要原因。大大小小的文藝圈子不僅在分割領地，更在瓜分利益；愈來愈狹隘的文藝批評正在變成少數人的交易專利和交際工具。

　　文藝批評本是一種文化活動，是一種借助文藝學剖析文藝或借助文本探討文藝的研究方法。從漢語的使用習慣上來看，“批評”包含著最基本的兩個要素：“批”與“評”。創作與批評，歸根結底是一種架構于相互信任之上的價值判斷，文藝家因為信任建立了與批評家的闡釋關係，受眾因為信任建立了與文藝家和批評家的鑒賞關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文藝批評已經喪失了這種基本的文化自覺和道德自律，從狹隘的個人需要和利益驅動出發，表現為一種熱熱鬧鬧的膚淺，創作、受眾、批評之間由此出現嚴重的信任危機。

　　“人類文化上的每一小步，都是通向自由的一大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歷史上文化的昌盛也總是伴隨著批評的活躍。批評的繁榮會將社會引向光明，批評的蕭條則會讓社會滑向黑暗。曾有學者反思，何以20世紀早期文藝界出現了大師輩出、群星璀璨的生動局面？應歸功於當時尖銳的文藝批評、激烈的文藝爭鳴。正是在這種批評和爭鳴中，一個又一個新學説紛紛涌現，一個又一個文藝家亮麗登場。然而今天，我們的文藝批評，不再有循循善誘的耐心、拾遺補缺的寬厚，更不再有秉燭觀幽的洞徹、怒劍出鞘的鋒芒，文藝創作的勇氣和風骨，正在文藝表揚的溫柔鄉里慢慢消融。

　　其實，文藝批評不僅是一種人文學科，更是一種人生哲學，是對於天地生死的追問和呈現，關乎命運，關乎心靈，關乎情感，關乎希望，更關乎民族和未來。也許很多人並不知道，剛剛過去的這個秋天，在遙遠的德意志聯邦，93歲的文學批評家馬塞爾賴希—拉尼茨基辭別塵世。他的離去讓整個德國唏噓不已，包括德國總統在內的數百名社會政要、文化名流自發為他送行。在德國，這位挂滿勳章的批評家是德國文化的“孤本”，他的名字家喻戶曉，他的面孔眾所週知，一位小説家甚至用一句笛卡爾式的話來讚譽賴希—拉尼茨基的地位：“他評論我，所以我存在。”可以説，對於德國來説，賴希—拉尼茨基的存在，不僅是文學的一面旗幟，更是文化的一顆良心。

　　期待我們的文藝批評，葆有更多這樣的旗幟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