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可是，到了近代，儒學卻連連遭到批判，其地位和影響不斷削弱、衰微，最終失去主流、統治地位，被邊緣化。這是中國儒學發展、演變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如何看待儒學在中國近代的命運，關係著對儒學的理解和認識，也關係著在今天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我們應怎樣對待儒學。
社會變革 文化轉型
儒學的衰微其實是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社會轉型和文化革新、文化轉型的必然結果。這一過程與中國近代化的展開、古代社會的解體基本同步，其歷史必然性不言而喻。不同性質的社會變革一旦在中國展開，文化革新就相應提上了日程，就勢必要不斷觸動傳統儒學，以致最終否定它的神聖地位。在變革過程中，中國古代社會結構逐步解體，儒學也勢必隨之同步衰微。近代批儒批孔，既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進程。
近代的批儒批孔始終是同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封建等級制度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近代新學家之所以先後起而批儒批孔，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儒家不只是君主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的維護者，還是它的理論辯護者。這便是所謂“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則其位不固”。一旦儒學遭到猛烈抨擊，其神聖性逐步喪失，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和等級制度也就失去了理論支柱，發生嚴重動搖。同時，近代變革者、新學家對以三綱為核心的舊禮教也展開了持續而猛烈的批判。三綱解體，精神枷鎖被打破，有力地促進了封建專制制度、等級制度的瓦解和人的解放。
而對儒學自身的存在與轉化而言，近代的批儒批孔也未必不是好事。正如有的學者所説，對儒學而言，近代新學家們對它的批評，可以説起到了“排毒”、“去污”的作用，做了一次大規模的“凈化”工作。這對後來人們全面認識儒學、更加深入地研究儒學，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對儒學的轉化來説，這種凈化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儒學才有了“開新”的可能。
中國近代對儒學和孔子的批評總體而言具有歷史合理性。但這場思想文化鬥爭也存在一些偏失。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乃至文化革新是由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而生的，旨在救亡圖存，謀求民族振興。因此，引發的批儒批孔始終帶有鮮明、強烈的政治性，而主要不是文化批判。近代批判者們是將孔子作為封建專制制度、舊禮教的代表、符號和象徵批判的。正如有的學者所説，實際上是要讓孔子和儒學來承擔封建專制、舊禮教的種種罪惡。這樣的批判過於簡單，甚至帶有情緒化。而這同當時流行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有著密切聯繫，即強調中與西、新與舊“水火不相容”，兩者只能“存其一，廢其一”。既然那時的當務之急是學習西方，那麼就只能“廢孔學”，拋棄中國傳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