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如何深化共青團改革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息過。這方面,蘇聯共青團的歷史值得參考。

　　1926年正式命名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裏,蘇聯共青團在調動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投身經濟建設與社會服務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第聶伯羅水力發電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運輸建築托拉斯、烏拉爾機器廠、史達林格勒拖拉機廠等20世紀30年代著名工程中都有蘇聯共青團員的身影。衛國戰爭結束後,50萬蘇聯共青團員和優秀青年奔赴蘇聯東部、北部地區建設大型工業基地,35萬青年到遠東的荒地上為向國家提供億萬普特糧食而付出艱辛勞動。到上世紀80年代初,蘇聯國民經濟部門中有60萬個青年生産集體,在物質生産部門工作的青年佔職工總數的32%,1981年蘇聯有135個大型項目被宣佈為“共青團突擊工程”。同期,蘇聯從培養共産主義事業接班人的高度,不僅建立了良好公平、面向工農群眾的教育體系,還高度重視共産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設立青年近衛軍及正規的少年軍校(後者延續至今)。

　　然而在蘇聯後期,青少年培養及共青團建設出現弱化、懈怠、放任自流等趨勢:教育系統盛行“搞關係”,權貴子女追逐名牌大學,外地平民子女卻無緣大都市高校。勃列日涅夫等高級領導幹部子女的貪腐與奢侈更嚴重損害共青團乃至蘇共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

　　進入戈巴契夫時期,共青團組織的人數開始逐年減少,青年人對共産主義理想信念的態度消極,遠離政治、遠離體制甚至反蘇共的非官方青年組織數量猛增。在民主化、市場化、西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共青團幹部或投身商海,或迷戀仕途。時任蘇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米羅年科曾感慨道,共青團有10萬名專職工作人員、年活動經費預算為數億盧布,卻陷入官僚主義和以自我為中心之中,共青團員總數1985年以來已減少400萬,尤其是14-15歲正處於入團年齡的人數約下跌1/4,“這顯然是因為共青團的權威的喪失”“也是由於有意識地放鬆了對青年入團的要求”。

　　經濟方面,戈巴契夫掌權後期,由蘇共中央牽頭,先後建立幾家合資企業,接著管理部門紛紛“商業化”“公司化”。在蘇共中央支援下,各級共青團組織成為經商浪潮的“急先鋒”,“共青團商人幫”指的正是由青年團幹部演變而來的商人階層。在前蘇聯的財政體制下,現金的發放和盧布現金的流通受到嚴格控制,單位之間的結算只能通過轉賬進行。而在“短缺經濟”條件下,社會對盧布現金的需求甚大,提支現金、賺取手續費成為最盈利的“生意”。在蘇共中央支援下,青年團系統獲得“提取盧布現金”的特權,“青年科技創造中心”遍佈全蘇境內,隸屬共青團系統。這些“中心”被授權接受委託、提支現金,一般手續費高達1%-5%,所獲利潤的18%-30%上交蘇共中央。

　　幾年後,這些共青團幹部成為經濟改革“弄潮兒”,不少人成為金融界巨頭,曾身陷囹圄的霍多爾科夫斯基便是一例。上世紀末有統計表明,共青團幹部在俄商界精英中一度佔17%。

　　1990年,蘇聯共青團宣佈解散,非但未使所有共青團幹部感到悲傷,反而促使其中一些人大膽放開手腳,在其後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大潮中發了財。團中央國際部各處室竟按既有國別分工,搖身一變為外貿業務部門。

　　這種局面直到普京總統上臺才有所改變。為應對顏色革命及“自由勢力”的衝擊,普京開始恢復蘇聯傳統,成立“納什(意為“我們的、自己人”的意思)”青少年組織,在更大範圍內開設青少年夏令營,同時恢復蘇聯時期的“勞動與衛國制度”,以強健青少年體魄。不僅如此,普京還汲取蘇聯教訓,強化教育公平,實行國家統一高考、統一考試,以減少教育招生領域的潛規則和腐敗。

　　我們看到,當蘇聯共青團緊緊扣住愛國和奉獻作為使命的時候,爆發出強大的激情和創造力。當它脫離了青年,遠離了人民,就失去了方向、活力和生命力。蘇聯共青團的歷程是一個豐富的政治樣本,其經驗和教訓值得去分析研究。(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資訊情報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