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兩黨最有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希拉裏和傑布布希正式宣佈參選後，2016年美國大選的吸睛效應開始顯現。候選人的言談舉止被置於媒體顯微鏡下，會否像往年一樣競相“拿中國説事”惹人關注。

　　與此同時，美國戰略界和學術界出現了一股新的“厭華情緒”，認為中美關係已發生質變的聲音浮現。強硬派呼籲調整對華大戰略，全面加強遏制一手，溫和派則對兩國競爭加劇的現狀深表擔憂。近期中美在南海、網路安全上的高分貝爭吵，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暗中角力，在亞太地區的圍堵和反圍堵鬥爭，則為這種聲音和擔憂提供了注腳。中國人揣摩著美國人“中國觀”的變化，或許同樣不乏憂慮和焦躁。

　　一枚硬幣有兩面，矛盾自有兩分法。在崛起國和守成國的結構性矛盾尖銳化之際，兩國管控競爭、解決問題的意願、能力和效率也都在提高。

　　哥本哈根會議上的激烈爭執，已轉化為在溫室氣體減排上的歷史性承諾。

　　長期困擾兩軍關係的三大障礙，已被綿密的軍官互訪、聯演聯訓、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公海海域海空軍事安全行為準則等跨越。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訪美後，南海問題的熱度也隨之降溫。

　　一度被熱炒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競爭，因中美積極推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BIT）的談判而緩解。

　　中國遊客和商人赴美簽證面臨的繁瑣程式，則被便民、高效的流程和安排取代。

　　兩國在朝核和伊核問題上的默契，相信已達到近十年來的新高度。

　　正是通過高層互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軍事交流、商貿聯委會等一系列機制和平臺，中美在不知不覺中拓展了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和外延。

　　在一系列對話機制中，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成為起主導作用的“旗艦”，尤需大書特書。中美在軍事安全和地緣政治上矛盾重重，在經貿和金融上則深度交融。全球化時代，這對“糾纏在一起的巨人”演繹著大國博弈的新局。兩國在經濟軌道的妥協、釋然和歡笑，與戰略軌道的交鋒、爭執和冷淡相互激蕩，在決策者思維中不斷産生“化學反應”。

　　作為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上的老手，美國擅長通過議題掛鉤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中國則習慣從國家大戰略出發，折衝樽俎，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優化。對話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一定會解決部分問題。大多數情況下，國家元首的敦促、利益集團的呼籲和全球媒體的聚焦，會對參與對話的領導人、部長及其助手們形成不小的壓力，逼著他們拿出成果。

　　中美或各取所需，實現雙贏，或不爭一時之短長，徐圖緩進。長長的成果清單，是中美攜手前進的腳印，是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期許和承諾。

　　中國人常説，形勢比人強。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今天，我們也可以説“形勢比國強”。中美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言猶在耳，兩國合作“輕舟已過萬重山”。

　　包括中美在內的亞太國家在經貿、金融、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交流的規模和速度，如史詩般宏偉。跨國公司生産和銷售的全球化、數十億民眾福祉的所依所繫、核武和尖端常規武器的災難性破壞力，使大規模戰爭乃至小規模衝突都成為各國不可承受之重。亞太地區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21世紀可以是美國世紀、中國世紀或印度世紀，但更應該是亞太世紀，是亞太所有國家繁榮富強、和諧共處的偉大時代。

　　在和平與發展仍是亞太國家主流價值觀的背景下，各國都有強烈意願在踩踏紅線前戛然而止，這成為遏制戰爭和衝突的最有力因素。但國際政治亦充滿吊詭：西方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競爭引發的烏克蘭危機，中東部分國家的內戰、教派衝突及背後的大國角力，改寫了和正在改寫地區國家的版圖，硝煙瀰漫處，生靈涂炭。東亞一些國家在島礁和海洋權益上的爭端，也刺激了地區軍備競賽，對抗情緒“只漲不跌”，擦槍走火風險增大。

　　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應拓展兩國利益匯合點和互利合作面，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努力把兩國合作關係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也應用來指導中美在亞太地區的互動。亞太地區是中美利益交匯最集中的地區，理應成為中美良性互動、合作共贏的重要平臺。

　　作為有能力決定亞太地區戰與和的兩個大國，中美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共同推動實現亞太世紀。給南海、網路等熱點問題降溫，為經貿和民間交流助力，給舉世矚目的“習奧會”鋪路。新一輪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人文交流高層磋商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張文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