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智庫建設是大國建設和發展的重要一環，建設什麼樣的智庫，怎麼建設智庫勢將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內各方研究和探討的重點。

　　作者：馮鉞

　　馮鉞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專家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併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就在上周，由零點國際發展研究院與中國網聯合發佈了《2014中國智庫影響力報告》，這是中國第一份用客觀指標來構建公允的智庫評價體系的報告。其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國際影響力”。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尚處在起步階段，不免拿來與國外智庫比較。中國智庫強調“特色”，在與國外智庫的對比中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結合報告內容，來談一談智庫建設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

　　在當今主要發達國家，智庫在國家戰略、政治、外交、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們在分析國外智庫情況時，多以美國為例, 美國的智庫建立的時間久，運作經驗比較豐富，重點研究美國智庫或許會對我們的智庫建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美國的主要智庫不僅定期與負責政策制定的政治精英們保持溝通，而且他們本身就是整個國家權力結構的一部分，可以説美國智庫的高級研究員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當了重要角色。前幾年有資料説美國有三四千家智庫，但實際上根據最近中國網智庫項目公佈的數字看，目前美國有1800多家智庫，中國有400多家智庫，從數量上來年，中國智庫的數量排在美國之後列第二位。

　　美國的智庫數量雖然眾多，但重要的智庫並不多，這些重要智庫的運作機制基本類似，它們在資金來源、使用、項目管理、人員配備與使用、成果推介等方面發展時間較長，做事方式也比較成熟。表面上來看，為了保持獨立性與非營利性，美國智庫通常不設股東和分紅，宣揚價值中立，但實際上智庫背後都與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有著密切的關係。美國智庫的資金來源大致分為以下三種：一是基金會的贈款；二是企業和個人的捐助；三是政府、團體等的委託。其他還有一些來源方式，但並非主要，如書刊出版等的經營收入。這三項的主要資金來源實際上代表了各種利益團體的利益，這使得資金的來源與項目的確定有直接關係。從智庫的實際作用來看，發現問題、設定問題、研發問題、解決問題是智庫不可缺少的必備要件。要具備這些要件，人員的配備和選擇成為關鍵。

　　一、智庫人員配置

　　美國智庫在研究人員配置上大多秉承“少而精”、科學合理的原則。例如，蘭德公司的經驗是“與其配備兩個優秀的研究人員還不如給一個優秀的研究人員配上一個合格的秘書”，這種配置方式可以使研究人員從日常的行政、後勤、聯絡等事務中擺脫出來，專心進行項目和學術研究。例如，華盛頓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與行政輔助人員的比例約為1：1，布魯金斯學會為1：2，胡佛研究所為1：2.5。這樣的人員配置是提高智庫運作效率和降低運作成本的重要手段之一。雖然行政人員的比例看似較高，但實際上資金成本卻較低，因為行政人員的收入遠遠低於同一級別研究人員的收入。

　　美國等發達國家智庫的這種人員比例的配置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它的人員配置方式與我國的完全不同，這種不同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比例不同，二是作用不同。首先，我國智庫等各種學術機構中科研教學人員與行政人員的配備與此相反，通常是科研教學人員較多，行政人員較少，多數情況下，科研教學人員的數量是行政人員數量的幾倍。根本不可能奢望一名研究人員配備一名秘書。研究人員除了從事研究、教學工作外，所有與研究、教學有關的行政日常事務都得由自己打理，佔據和浪費了大量寶貴時間。例如，科研經費的使用和報銷上，按照目前的財務管理制度，報銷的要求和手續根本不符合科研規律，且極其繁瑣。每次進行報銷都要浪費相當長的時間。科研工作還要經常舉辦各種學術會、研討會等各種交流會，會議的舉辦、籌備、聯絡、接送等基本都由科研人員自己承擔。而會議交流又是科研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這一塊的準備工作又佔去科研工作的大量時間。其他類似情況還有不少。

　　其次，作用不同。我國科研機構的內部基本是參照國家行政機關的模式建立的，這個模式在當年建立的時候有它的重要作用，為我國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做出了許多貢獻。但隨著時代的變化，這種模式並越來越不符合智庫的建設和發展要求，到目前為止，行政機關在科研機構中仍主要起管理作用，而不是服務作用。換句話説，行政機關在智庫、科研機構中的作用是管理研究項目和研究人員，這種機制給智庫建設添加了一定的障礙。一個有影響力的智庫之所以被廣泛認可，擁有重要的影響力，歸根結底是因為它擁有一批優秀的研究人員。

　　二、智庫人員的選擇

　　美國智庫在隊伍建設上，特別注意吸納經歷比較豐富、學科背景不單一、高度國際化、善於交往的人員，以提升研究隊伍的綜合研究能力和專項研究能力。在引入研究人員時，有比較嚴格的篩選程式，一旦能夠進入智庫，本身就説明瞭研究人員的素質和層次。而我們的智庫研究人員的選擇，目前還局限于純學術型人才，學科背景比較單一，經歷比較簡單。在研究人員中同樣普遍存在“三門”專家的情況，即從“家門到大學校門，再到研究機構門”，有些還是“兩門”，從“家門到大學校門，留在大學中工作”。這種人員的選擇方式對於純粹的科研機構或學術研究機構來説，是正確有效且做出了巨大成績的，因為從事一種高度專業化、“高、精、尖”的科學研究，其科研人員至少從大學本科時代起就開始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在這一門學科中要有長期的浸淫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合格的科研人員。世界上許多傑出的科學家都有過類似的經歷。而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要起引領社會發展方向的重任，這些都需要長期高度專業化的研究和投入。

　　但智庫則不然，因為智庫的目標和作用不同。它的研究人員既需要有比較深厚的理論和學術基礎，也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以發達國家智庫為例，不少優秀的智庫研究人員都有在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業中任職的情況，社會經驗豐富，具有高度國際化的視野，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強，善於發現和解決實際問題。發達國家智庫研究人員的待遇也非常優厚，不僅遠遠高於行政輔助人員的工資，也高於大學同行們的收入。這是這些國家的智庫能夠提出相應精準和預測性報告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面上看，發達國家主要智庫似乎在人員的管理上採取了市場化機制，完不成任務就不再續聘，但實際上，大部分主要智庫的高級研究人員一旦進入這個圈子，等於就踏入了精英的隊伍，很少有真正被從圈子中剔除出去的。例如，美國的這個圈子有一個很好的“旋轉門”機制，美國的精英人士在政府、軍隊、工商界和智庫之間有規律的流動，其角色不斷轉換，就好比走旋轉門一樣，因此稱之為“旋轉門”機制。從美國的長期政治、戰略實踐來看，“旋轉門”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機制，特別有利於擴大人們的視野，開拓人們的思維，從而為美國的戰略制定提供有效的、長遠的諮詢。我們還應注意到的是“旋轉門”也是美國精英廣結人脈，發揮關係網影響力的重要載體。從“旋轉門”機制來看，美國精英社會並非以前人們認為的那樣不講究關係，而是一個非常講究關係的社會。

　　此外，美國政府和智庫有意識地花費大量資源派遣研究人員前往國外交流、學習、任職甚至長期居住，這已成為培養人才和進行文化宣傳、理念影響等的重要手段。同時他們也邀請海外的研究人員到他們的智庫中交流、學習，加強雙方的溝通。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智庫建設才剛剛起步，在制度設計、人員配備、成果取向、人才培養、財務機制等諸方面的理念和建設仍然有許多應當改善和提高的地方。目前我們的大多數智庫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機構模式，還不能很好的滿足未來國家發展需要。隨著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智庫建設是大國建設和發展的重要一環，建設什麼樣的智庫，怎麼建設智庫勢將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內各方研究和探討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