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爭端的歷史考察
歷史上中日為爭奪東亞主導權,曾有過三次交鋒。第一次是明朝中後期,由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和明朝抗倭援朝戰爭;第二次是自清末日本為吞滅琉球、佔據臺灣、兼併朝鮮而與中國發生的局部戰爭;第三次是民國期間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及隨後爆發“盧溝橋事變”而與中國發生的全面戰爭。
中日第一次交鋒始於明朝中期,當時的明王朝國力衰退,昔日的朝貢國也逐漸脫離中華文明統治秩序。而日本正好結束了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日本各大藩主在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引領下,在東亞悄然崛起,試圖取明朝而代之,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華夷秩序。
1592-1598年,豐臣秀吉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企圖以朝鮮為跳板進攻明朝,結果以失敗告終。豐臣秀吉亦因戰爭失敗、眾叛親離而死亡。徵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取代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建立江戶幕府政權。德川幕府于1609年春對琉球王國採取了軍事行動,迫使琉球國王尚寧向薩摩藩稱臣朝貢。其最終目的是要使琉球脫離中國向日本稱臣,繼而威脅朝鮮入貢,安南、交趾、佔城、暹羅、呂宋等國上表輸誠,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國際關係體系,完成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
近代以來恢復天皇制後的歷屆日本當政者,無不以完成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未竟事業為己任,直至今天的安倍晉三政權也不例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臺以來,曾先後到訪亞洲多個國家。首次外訪越南,之後又訪問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安倍這種類似戰國時期縱橫家的外交活動,體現了日本希望與這些東盟國家強化關係,以便對中國形成“制衡”之勢,實施他提出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
日軍國主義欲借屍還魂
以上安倍的舉措在在表明,日本正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試圖通過拉攏亞洲的其他國家,連手制衡中國。而安倍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以及他在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中的強硬表態,足以顯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試圖突破戰後“持守和平”的框框,在軍事上開始掙脫“專守防衛、不做軍事大國”等《和平憲法》規範下的政策的束縛,將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態勢。筆者認為,安倍“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目的乃是謀求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和目前中日釣魚島的緊張局勢,以使日本在軍事和外交上悄然崛起,實現向“正常的”大國轉型,重溫往昔“大和民族”作為東亞龍頭老大的舊夢。
從美國在亞洲所採取的一系列強化東亞安全的舉措,如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公開宣佈《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以及對朝鮮的軍事崛起施加壓力等等行動中可以看出:美國要在東亞維持主導地位,第一是要穩定目前的局勢,而朝鮮發展核武將會引起目前東亞局勢的動蕩,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第二是要防範中國作為軍事大國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區域衝突和緊張。為達此目的,美國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日本作為軍事大國,使之與中、朝勢力抗衡。
事實上,日本的復興和軍事崛起的確也構成對中國發展的巨大障礙。自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日本就地區安全問題上的政策與中國的崛起産生了分歧和矛盾,從而加快了它在美國的卵翼下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步伐;同時,日本用於“防衛”的軍備也大幅度升高,成為目前世界上的第二位軍備大國。二戰時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東亞國家,對日本實施周邊事態法案、確認“日之丸”及“君之代”的法律地位、將“自衛隊”升格為正規軍和通過《有事三法》等這些象徵?軍國主義還魂的舉措産生疑慮和關切。而近年來日本政府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挑釁中國,目的就是要突破“和平憲法”的框架,向“正常國家”邁進,重整昔日“大和民族”的雄風,與正在崛起的中國一決高下。(本文作者為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鄭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