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網今天發表署名倪亞敏文章《日本校園欺淩事件層出不窮為哪般？》。全文如下：
在許多日本電視劇中，人們都能窺見“校園欺淩”的影子。可見，欺淩事件在日本國內是人人皆知，也見怪不怪的了。但是，至於類似事件到底有多少，性質有多惡劣，恐怕具體數字最能説明問題。
據Japan Daily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發佈的一組數據顯示，今年4月至9月之間，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國內的公私立學校共反饋了超過144，000件校園欺淩事件。具體來説，這個數字多於2011整個學年欺淩事件的2倍數量。這足以説明，日本校園的欺淩事件普遍存在，並有增無減。
欺淩事件往往給受害者帶來極其嚴重的心理和身體傷害，甚至導致了越來越多受害者踏上自殺這條路，來逃避他們對殘酷現實的絕望。數據顯示，2011年，踏上自殺之路的中小學生數量上升了44%，死亡人數達到了200人，是25年來最高的數值。
日本的校園欺淩事例氾濫，情況越來越嚴重。學校的校長、教師，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為什麼沒有能夠給出有效的方法使這種欺淩事件消失於世呢？
調查顯示，將近70%的老師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處理校園欺淩事件。他們表示，由於教職員工的短缺，教育部門的會議，備課工作使得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處理欺淩等事件。但這些説辭，更像是免責的藉口。事實是，老師們明白，懷疑某人欺淩學生，是對人權的侵犯。同樣，主動詢問學生是否遭到欺淩，既會使受害者心理上感到傷害，也會使自己失去信任。因此，即使學生反饋欺淩現象，許多教師也只是視為同學間的打鬧，小施懲戒了事。嚴重情況出現，大多也只是出面向受害方道歉。所以，對於學生受欺淩甚至自殺事件的態度，與其説學校的教師和校長是“無能為力”，不如説是“視若無睹”。
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俗話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欺淩事件的受害者選擇踏上自殺之路時，大多早已被暴力虐待折磨很長一段時間，以致難以忍受才出此下策。並且，遭到欺淩的孩子，心理和行為上都會産生變化。由於許多父母都認為，遭到欺負幾乎是每個人在少年時代都不能避免的，而過度保護他們只會讓孩子在困難前面懦弱膽小。因此，家長並沒有足夠重視孩子變化，或者低估了遭到欺淩的嚴重性。許多家長在孩子自殺，並留下遺書，説明自己因難忍欺淩侮辱才離開人世時，才追悔莫及。
在無法扼殺欺淩的背後，日本社會的文化背景也是原因。在日本，很多場合都有人表達一種“啊，真可憐”同情。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腔調的背後，卻幾乎沒有要改變這些不如人意的現狀的行動和意願。這確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就如同“真可惜，但也只好這樣吧”的感嘆。有人認為，這是宿命論的作用，及江戶時代提倡儒學，教化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外界的苦難，加之禪宗術語“我慢”的日語釋義也在於告訴人們去忍受、忍耐、容忍，在日本形成了一種“忍受現狀”的態度。因此，受這種大環境的影響，不僅欺淩的受害者自身不會有積極的態度去反抗，周圍的人也比較淡漠。
日本學生因遭到欺淩而自殺的例子正在不斷增多。如果日本全社會不對這種現象提高警惕，加大力度處理，這或許會釀成日本社會一種新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