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許多民眾關注“佔領華爾街”行動，對參與者的社會公正訴求表示同情，對以華爾街為象徵的貪婪和金融腐敗感到憤怒。但是，在理性的公民社會裏，人們對要求用政府的權力來解決經濟問題並不表示認同。
在如何看待“佔領華爾街”行動問題上，也存在著重大的意識形態分歧，它不是人們平時所説的“主義之爭”，而是“自由”與“政府權力”之爭。
在美國，人們把積聚財富看成是一種利己但不損人的個人自由行為。因此，富有並不自動等於不道德的貪婪和腐敗。既然如此，政府就沒有權力加以干涉或限制。財富的關鍵問題不是你口袋裏有多少錢，政府不能因為你錢多了，就可以用某種高尚的理由把錢搶走。財富的關鍵問題是錢是怎麼到你口袋裏的。只要你的錢不是勾結政府權力或用其他不法手段賺來的，財富再多，政府也必須通過國會程式，才能決定提高你的稅率。
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作家基爾德（George Gilder）説，“相信所有的財富都是偷來的，這種想法在監牢裏和在哈佛大學非常流行。” 基爾德挖苦哈佛大學，是因為大學教授們擅長運用一系列理論陳套，把財富簡單解釋為階級剝削的結果。而且，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又是民主黨的大本營——對這次“佔領華爾街”行動，民主黨國會議員有不少表示認同。國會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南希 佩洛西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説，她支援“佔領華爾街”運動釋放的資訊，不管是在華爾街還是在華盛頓，變革必鬚髮生。
共和黨人對“佔領華爾街”行動普遍持反對的立場，他們反對奧巴馬給百萬富翁們增稅的計劃。理由是，富人把錢投資到市場裏，要比讓政府來花更有利於創造就業機會，也更有利於窮人。政府強行提高富人的稅率和提高最低工資，到頭來最受其害的還是窮人。艾茵 蘭德（Ayn Rand）對此理論有過著名的表述：工人低工資和惡劣的生活環境不是資本主義造成的，而是資本主義從“前資本主義”那裏繼承來的。“與‘前資本主義’數個世紀的饑餓相比，早期資本主義是第一次讓貧困者能吃上飯。19世紀歐洲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百，而在這之前，每個世紀只增長百分之三。”
哲學教授波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持與蘭德相同的立場，他説，“在西元500至1500年間，歐洲經濟增長為零，從1500至1700年，按人口計算的GDP增長每年為0.1%。1500年歐洲平均年人口收入為215美元，1700年為265美元。”今天，美國失業救濟金平均是每週200美元（各州之間的差距很大）。美國經濟要發展，靠的不是政府用權力來劫富濟貧，而是由富人來擴大資本投入。
不管自由市場和富人有利於資本擴充的辯護多麼有理論根據，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是，美國的貧困和失業人口正在擴大和居高不下，即使那些還保有工作的人，許多也缺乏安全感，覺得朝不保夕，風雨飄搖。這是“佔領華爾街”行動的經濟和民眾心理原因。
經濟地位低下和沒有保障，不僅是生計問題，而且也是做人缺乏尊嚴的問題。貧困不僅是一種生存窘境，更是倫理哲學家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所説的對人的“羞辱”。因此，“佔領華爾街”所體現的不僅是痛恨華爾街的貪婪，而且更是一種關於社會公正的普遍要求——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貧困而遭受“羞辱”。“反貧困”的訴求在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擴散，應該説是借助了這一具有普遍道義價值的感召力量。
美國對這一事件發生的意識形態之爭，也在對“羞辱”問題的不同看法上體現出來。在市場經濟中許多人淪落到貧困的境地，他們所感覺的傷害，是不是有正當理由的羞辱呢？
自由市場論者會説不是。理由是，市場競爭機制是公平的，某些人在市場競爭中不成功，不是制度原因,而是個人原因(懶惰、無能、缺乏進取心等等)。但另外一方認為，自由市場中的許多貧困者，有理由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為自由市場其實並不自由，它是一種有利於一些人，而不利於另一些人的制度。國家負有限制市場憑“自由意志”行事的責任。正如馬格利特所説，“在一個民主社會裏，政治制度之所以合理，乃是因為這些制度可以起到保護社會成員不受自由市場羞辱的作用。這包括重視貧困、無家可歸、剝削、惡劣工作環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
貧困者是否有感覺羞辱的理由，這是一種社會共識，並不只是個人想法。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並不覺得遭到羞辱的時候，社會其他成員仍然可以有理由覺得如此。
一個社會對羞辱的共識越強，它就越正派。貧困和極端的物質匱乏，可以使某些貧困者感覺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換取施捨(如以乞討為業者)，但是，社會其他成員仍有理由捍衛這些貧困者的自尊。
決定一個社會貧困共識的，不是最低收入標準或者物質滿足方式(如社會救濟、慈善幫助、乞討等等)，而是如何設想一個起碼的做人條件。馬格利特就此寫道,“貧困並不是以收入分配來定義的，貧困是一個社會關於人最低生存條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條件指的是起碼要滿足哪些需要，才能過上一種算是人的生活。一個社會把這個標準訂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