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前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一次運動中，矛盾表現為對全體金融寡頭及其大本營的強烈不滿與痛恨，這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是罕見的。
“佔領華爾街”的起因看來並不複雜，主要是失業人員、感到工作難找的大學生及一些收入下降的百姓等，當然也會有一些富有正義感的人。他們把抗議的矛頭對準華爾街，是一個新的動向。為什麼在這場從2007年底或2008年初開始的金融危機中，華爾街越來越成為眾矢之的，以至警察需要把華爾街封鎖起來？有人説： “佔領華爾街”是“華盛頓不負責任”的結果。也有人説：這場運動的本質是奧巴馬 “打擊金融寡頭”，或者説 “懲罰金融寡頭”不力的結果。因為更多地代表金融寡頭利益的共和黨在掣肘，使奧巴馬政府顯得無能，百姓感到失望。
金融危機的根源不能都歸之於金融寡頭，但金融寡頭要為這次危機承擔最多的責任，這是事實。我覺得應該高度重視兩個深層次的原因。一個是金融高管的收入高得離譜，另一個是那些高管似乎進入了“旱澇保收”的時代。這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也是現代經濟的一個 “怪圈”。在19世紀的古典資本主義時期，資本冒險所得的豐厚利潤或者碰上血本無歸，都是投資者自己的事情。但到了現在，資本冒險所得依然歸私人所有，而其貪婪冒險造成的巨大損失卻要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埋單。總之，金融資本的擁有人似乎捧上了“鐵飯碗”，所以冒險的膽子也越來越大。一旦失誤，除了承擔一點道義責任，幾乎無需承擔多少經濟責任。
話要説回來，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在激烈的輿論面前，奧巴馬政府也曾想“懲罰”一下華爾街貪婪的寡頭。但一方面是利益集團異常強大，奧巴馬政府的一點點鋒芒很快被“銼”得暗淡無光；另一方面他又必須拯救華爾街，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可能出現更大的問題，甚至會難以收拾。一方面是想做但做不了，另一方面是必須下大力去做。所以在現實生活中，在民眾眼中，儘管政府有各種甜言蜜語，但事實上政府主要為貪婪的華爾街的高管們收拾爛攤子。也就是説，99%的人卻好像被撂在一邊，因為增加就業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措施效果不明顯。
實際上，如果經濟景氣，百姓有工作可做，收入也在逐步提高（即使很慢），那麼華爾街再怎麼貪婪和冒險，都可能不會引起太多的普通百姓的關注。即使關注的話也主要是出於道義的譴責，不至於激烈到“佔領華爾街”的程度。但如果上述現象造成了民生的艱難，那麼“佔領華爾街”的現象就會出現，而且會越演越烈。如何抑制或監管金融業的瘋狂冒險心理，或者説如何讓金融高管對自己的行為真正負起責任，如何在他們的 “權利”和“責任”之間達成新的平衡，已成為一個新的極為棘手的問題。總之，“天大”的收入，應該與“天大”的責任掛鉤，“旱澇保收”既不符合經典資本主義的基本準則，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
更根本的問題是,全球化或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也已經越來越緊迫地擺在西方政府面前。那些代表民族品牌的企業越來越受到政府的精心呵護，比如美國政府拯救通用汽車，特別是毫不遲疑地出手拯救華爾街，使其免於崩潰，這類政策的必要性無需多説，因為這是保持美國在世界上經濟地位的基礎性工作。金融高管們的冒險事業越做越大，與保持及擴大美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分不開。全球化並非僅僅表現為商品流通更加廣泛和頻繁，它還使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日益密切，甚至到了“利益共同體”的地步，其結果必然是“同甘共苦”。
現在，由於資源和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向大企業傾斜，貧富差距的擴大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趨勢。一位日本學者曾説：“現在美國大企業總裁與普通員工的平均收入相差400倍，而在40年前，這個數字是40倍。在美國有5000萬人沒有參加健康保險，這些人如果患病接受手術，多數將會因負債過多而破産。美國擁有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但能享用的只是少數人。有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貧困階層能享用的醫療水準，還不及鄰國古巴。”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那麼“佔領華爾街”的事情將會不斷發生。如何解決保持競爭力與縮小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僅是西方國家的問題，也是所有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因為全球化所造成的某些後果對所有的國家來説，都是一樣的。（王加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