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地震、海嘯，並正在經受核泄漏的日本，是否從此國運下沉？這是筆者最近經常聽到的議論。所謂日本的國運，實際上是指這個國家是否具有向前發展的活力。筆者認為，制約日本發展活力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之後就開始顯現。
首先，從政治結構看，選舉制度和政治家素質制約了日本的發展。自1993年以來，無論是自民黨政權還是民主黨政權，均是以維持政權為最高政治目標，而對國家發展道路缺乏長遠的戰略和設計。日本的政黨政治越來越走向低級的競選技術，深陷利用輿論和被輿論操控的癥結之中。導致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對立趨於弱化，朝野同歸保守；二是小選舉區制度導致候選人對輿論造勢的嚴重依賴。日本的國會議員具有強烈的職業色彩，當“政治家” 成為一種職業選擇而非為了追求國家利益的政治道路的選擇，“政治”對於國會議員而言，主要意味著“職業”。這導致日本政治家的素質不能滿足治理國家的需要。
從經濟結構看，財政赤字和人口老齡化問題是制約日本今後發展的主要障礙。據日本財務省統計，在“3 11”大地震發生前，預計2010財年國家與地方長期債務總額達到869萬億日元，與GDP之比高達181%。而在財政支出中，每年以1萬億日元速度持續增長的社保支出是最大的負擔。目前日本勞動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減少，對經濟增長産生0.7%負面影響，與年0.7%的生産率增長相抵消。勞動人口的減少使日本的潛在增長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4%降至 21世紀初的1%左右，如果人口結構進一步惡化，經濟的潛在增長力將進一步下降。
面對此次地震、海嘯、核泄漏造成的戰後最大天災人禍，日本的政治領導力和經濟應對力面臨巨大考驗，日本政府的救災程式被稱為“迷宮式的”。其實，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正是上述政治體制問題在關鍵時刻的暴露。
根據日本《原子能損害賠償法》，日本政府預計將負擔1200億至2400億日元的賠償責任。實際上，賠償的範圍可能遠遠超出預計的數額。除停業的公司和不能出售農産品的農戶，被污染的土地和被迫搬遷的居民損失更大。在日本的地理環境下，受海嘯襲擊的災民必須被安置在新的地方，僅靠地方自治體無法解決安置問題，政府尚未就此拿出方案。災難導致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會大幅度增加，對已經負債纍纍的國家財政來説是雪上加霜。資金從何處來？提高稅收？抽回海外資金？注入流動性？這是目前政府最為頭痛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將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日本國家債務等級將進一步下降。
這次災難暴露出的日本結構性問題只有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才能得到解決。日本在體制上和意識上是個傾向於封閉的社會，內外有別的意識分明，形成無形的界限，無論國內共同體之間，還是國家對外國之間，都表現出心理上的封閉和制度上的封閉。今後日本只有成為一個開放的社會，才能形成一個有活力的社會，許多弊病可以在開放中得到改革。例如，開放外國移民政策，變更人口結構，鼓勵移民創業，提供投資機會等。日本需要以開闊的胸懷創新環境，創新機制，使自己煥發活力。在此次大地震的賑災上，日本政府未能迅速接受中國等國家的賑災支援，卻首先要求救于美國，再次表示對美國的信賴，然而事實證明美國未能給日本提供真正的“核保護傘”，在日本遭災時美國更關心的是日本不要拋售美國的國債。這説明挽救日本只能靠日本自己。
日本如果在此次危機後認識到自身問題，並痛下決心改革，就可能使危機變為振奮國運的機會，否則日本真的要“走向下沉”。自然條件的“先天不足”，加上人口超老齡化問題這一“後天的不足”，可能意味著日本在未來世界上只能是中等國家。總之，日本必須認真考慮今後走什麼路，做出明智的選擇，特別是應汲取其自身在20世紀前半期犯下歷史錯誤的深刻教訓，堅持走和平道路，發展睦鄰友好關係，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國應幫助日本走上這樣一條道路。(李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