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增長的空間上説，30多年的改革開放給我們開拓了兩個很大的需求空間：一個是國內的空間，一個是國外的空間。現在我們正好卡在這裡，國內需求增長乏力，國際市場的需求近期內也會遇到比較大的困難，必須要找到新的需求增長空間，如果沒有支撐經濟長達10年的可持續的增長空間，要實現收入翻番是比較困難的，那麼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基礎支撐的力量就會比較差。
今後我國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和經濟增長的代價越來越大，所有的産業都面臨著成本的全面上升。比如勞動力成本，我們曾有將近10年的時間勞動力的工資不增加，基本是700~1000元左右，但是現在這一低成本條件至少在沿海地區是難以存在了。其他像能源、資源的成本都在上升，還有環境保護等的約束性成本也在不斷增加。在要素成本普遍提升的情況下，所有企業都需要重新考慮生産經營的佈局，甚至要考慮是否在這個行業幹下去。而且這個成本體系的變化不是針對某個行業的成本，而是全方位針對所有行業，如果搞不好會陷入大面積的經營困難。在新的成本體系下，宏觀上就要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微觀上就要求調整企業和産業的行為，增加産業和企業的競爭力，這是關鍵。企業沒效益就沒有收入，沒收入其他一切都免談。
歸納而言，我認為，收入來自於效益，不是來自於産值。到2020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基礎是，第一經濟要增長，第二經濟的增長要帶來效益。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確實需要宏觀、微觀兩方面都要努力，不僅靠政府，也不僅靠企業，必須要有整體戰略上的考量、設計、安排。另外從企業、産業上也要有大幅度的結構調整、技術創新。唯其如此，才可能保證我們目標能夠比較好地實現，要不然每年找一點由頭刺激一下經濟，保證完成當年的任務，這樣勉強也能完成，維持十年的增長也沒問題，但這樣的發展沒有意義，不能用新的泡沫消除舊的泡沫。
西方許多國家的發展過程也經歷過這種階段，譬如美國。二戰後一桶石油才2美元，現在100多美元，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很難以製造業來發展自己的經濟，所以他們轉向以人力資本發展自己的經濟，電腦、網際網路、金融等這些行業雖然人工高，但是産出也高。有更高的産出率，有更高的回報率，才能抵消成本，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正是裏根上臺之後長達十多年的經濟結構調整，才有了克林頓時期的長達100多個月的經濟持續增長。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證明，面對整個成本體系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唯一的應對辦法只能是結構調整，不能單純通過總量來擴張來克服成本上升的困難。
中國不可能完全走美國的路，但是我們的經濟往前走，具有不確定性，我們只能從歷史經驗中吸取經驗，避免出現同樣的問題。所以説，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是實現目標的根本出路，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主攻方向。（謝魯江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發展教研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