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個月，一批官員先後接受調查，這讓老百姓拍手稱快，也激發了許多專家的“頭腦風暴”。譬如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日前表示，官員財産公示應實行“有條件地部分赦免”，即腐敗分子將收受的全部賄賂匿名清退了，並且在案發後，經查實退回的贓款與實際情況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其實李的動議早在幾年前便有人提過。例如王明高、吳思等人都曾經提議，如果我們用“絕不赦免”的方法，可以推算，“腐敗呆賬”只會越來越多，早知如此，何不廢物利用，把這筆呆賬壞賬轉化為改革的激勵因素呢？
我想，一些專家之所以提出要盤活“腐敗呆賬”，可能是借鑒了當年國企改革的思路。通過切割呆賬壞賬，把歷史包袱轉化成未來的財富。不過，用治理企業的思路顯然是醫不了腐敗痼疾的。用中國人的道器關係來形容，企業相當於“器”，而公權力卻象徵著“道”。機器出了毛病，換個零件可能煥發青春；而指揮這台機器的靈魂如果部分發生了腐化，簡單的赦免手術難以奏效。早些年，多地曾經試點“廉政賬戶”，甚至一些專家提議設立“全國退贓公開賬號”，設計寬厚週全的退贓“挽救”方案，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被譽為“跳出了反腐常規思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的錦囊妙計，不僅遭到老百姓拍磚，在官員內部也無人響應。
問題還是在於，這一方案只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既沒有合法性更沒有可操作性。試圖畢其功於一役，幻想一次大赦第二天便能“河海清宴”，本質也是一種躁進主義。
之所以有“腐敗呆賬”，按照經濟學的理解，就是腐敗的“出生率”大於“死亡率”。也就是説，必須嚴格控制出生率，並且放大死亡率，才能逐漸消滅腐敗。這就要求，首先要通過制度把腐敗消除在萌芽狀態。例如最近上下熱議的官員財産申報制度。這些年這一制度成效未顯，不是因為制度本身無效，而是遭遇了執行難。其二，如何讓貪官“死亡率”符合法定標準？這就需要司法體系的改革，給予腐敗以致命的終端打擊，讓“硬制度”制服“軟權力”。
一手抓出生率，一手抓死亡率，兩手都要硬，逐漸擠掉呆賬膿包，機體才能健康。試圖給“腐敗呆賬”畫地為牢，以為如此便能讓其改邪歸正，結果只能落得個——我是呆賬我怕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