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職於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鄒恒甫最近微博炮轟獨立董事（簡稱“獨董”）以愛國之名發財，稱“這些學者在國內混不過是為了斂財，他們當然是富人官商腐敗賄賂的走狗代言人”。鄒建議廢除獨董制度，因為獨董現在只是花瓶，不能獨立，甚至成為利益輸送的途徑。話雖刻薄，卻不無道理。
鄒發難是因為近期21世紀網連續做了幾期相關報道：在我國A股2314家上市公司中，共設有7595個獨立董事職位，獨董總人數達5593人，平均每位獨立董事在1.36家公司任職——“一魚兩吃，一魚多吃”現象相當風行，身兼四五個獨董職位的不在少數。“最牛獨董”、人大商學院會計係副主任徐經長竟兼著六家上市公司獨董（《南方都市報》5月26日），其獨董年薪共33萬元。如果履職到位，他如何分身有術？這雖屬極端個案，但折映出獨董不過是上市公司的一個擺設而已。
一些獨董是公司老闆的哥們、師長或社會名人，大多不具備擔任獨董的應有知識結構，公司要他們，一乃制度規定，不得不要人來裝點門面；二是利用其人際關係網路，為公司或老闆自身謀取利益。不少獨董一年難得出席一兩次公司會議，就能輕鬆獲取少則幾萬元多則幾十萬元的獨董收入（薪酬多寡主要取決於其社會價值及知名度），何樂而不為？自然，這就背離了獨董“獨立於大股東及其代表”的應有之義，也就失去了存在意義。
獨董制度本是為了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免受大股東侵害，可我國引進該制度10多年來，它基本上沒有發揮“獨立”的作用，甚至淪為大股東的“幫兇”。這裡當然有人情、法律文化及獨董自身素質的問題，但根子在於獨董的産生方式與制度本身的衝突。按證監會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併持有上市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的股東可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並經股東大會選舉決定。然而，現實中獨董的提名多由大股東掌控。大股東當然不會找一個和自己“過不去”的人做獨董，這也是多數獨董是大股東哥們或師友的原因。即便不是親朋好友，找個名人或領導做獨董，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們去為中小投資者説話——獨董都是從公司領取薪酬，在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發生利益衝突時，他們能保持中立就不錯了。
獨董制度之所以在中國“化橘為枳”，根源是中外公司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不同。獨董本以英美公司股權高度分散為前提，即使如此，目前在英美國家，獨董也有被大股東綁架的危險。而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高度集中，大股東往往控制著董事會。英美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是董事會一元制，我國則是董事會、監事會二元制。再加上對獨董監管不嚴，我們幾乎沒有對獨董違規行為的處罰。
一些學者為此提出強化問責的解決辦法，或者為獨董制定嚴格的前置條件，如獨董聘任和批准過程透明化、一人只能擔任一家公司的獨董、其所有公開言行避免“利益衝突”、就任前公佈個人財産等。但強化問責要以履職為前提，履職不到位，何來問責？其他條件在當前社會環境下，也難有實現的可能。在公司治理結構處於二元制下，控制權與監督權被有效分開，監事會能對董事會進行監督與制約，設立獨立董事已無必要。依我之見，獨董制度不要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