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針對廣場舞擾民問題，溫州廣場文化活動綜合管理協調領導小組，與文化團隊代表和其他市民代表協商制定了《廣場文化活動公約》，從場地、時長、時段、音量等方面對廣場文化活動進行了限制。此外，管理協調小組還設置了24小時投訴電話，並成立聯合執法組，由區公安分局牽頭，對違規團隊進行教育及處罰。

　　對於廣場舞，有人愛之，有人不勝其擾。鳴槍、潑糞、放狗、扔老鼠……“廣場舞”帶來的矛盾五花八門。各地的應對之策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地方依然置之不理，有的地方以限音量、限時段、限區域及限設備的“四限”實質上取締了廣場舞，溫州則期待通過《公約》的形式走向和諧。廣場舞帶來的分歧，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好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從社會學的角度弄清這一社會問題從哪來、將到哪去，才能共贏。

　　關於廣場舞的分歧，並不在於廣場舞本身，廣場舞健身、社交、文化等眾多好處基本上是得到肯定的，而在於其佔用公共場地及其相伴的噪音等“副産品”，給其他群體帶來了不便或者帶來了騷擾。也就是説，廣場舞問題的根結就是失序，什麼地方可以跳、什麼時間可以跳、經過什麼程式以後可以跳、跳的過程中要遵守什麼，沒有秩序；誰來協調、誰來監管，出了問題，該由誰、依據什麼來處理，也沒有秩序。

　　各地的調查，實際上已經揭示了廣場舞的社會學特徵。在年齡特徵方面，拋開學生，參與群體基本上在40歲至65歲之間，其中45歲至60歲的群體佔到了70％左右；在性別方面，絕大多數是女性，男性只佔約5％；在學歷方面，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約85％左右；在職業特徵方面，參與者以個體商戶、企業、自由職業、事業單位職工為主，佔85％左右；在廣場舞所選用的曲目方面，主要是傳統文化、風俗、倫理特色鮮明的流行歌曲。

　　由此，廣場舞的本質也就十分清楚了，那就是夾雜著“中年危機”的一代人的“社會鄉愁”。“中年危機”是西方社會心理學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而且隨著人類物質生活改善和壽命的延長，呈現著年齡後移的趨勢。上世紀60年代，容格研究發現“中年危機”的高峰期是35至40歲；上世紀80年代，戴維提研究主要是40到50歲之間較難度過；進入21世紀，“中年危機”的高峰期可能已推至45歲至55歲，正好是目前廣場舞的主要群體。

　　中年危機主要的不是由生理年齡所決定，而是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原因就在於缺少內心的整合，通俗地説，也就是缺乏個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覺人生的空虛，因此有適當心理準備的人較能平穩地度過它的波濤。對中年女性來説，這一時期，相貌、體力和精力都逐漸開始走下坡路，事業追求的“天花板”日益顯現，孩子的自立和丈夫的事業追求導致家庭狀況變化，照顧老人的任務日益加重和對自己老年以後的生活日益擔擾，於是綜合爆發。

　　社會學上的“鄉愁”，與我們通常理解的“思鄉”是兩個概念。用彭塔力斯的話來説，“鄉愁是生活的一種隱喻”，“鄉愁是對現實轉過身去，對正在死亡的現實轉過身去。”鄉愁的本質不僅是對已逝的時光的懷念，而是對身在的那種現實的感傷，當我們有鄉愁的時候，表達的是一種存在感、現實感。現代意義的“鄉愁”，在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尤為明顯，轉型前的一代人生活在當下，卻容易對時代和空間滋生一種陌生感，一種異鄉感。

　　在社會秩序的角度，中國社會的轉型就是從熟人社會的“規矩”向陌生人社會的“法治”轉型。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説，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裏面，規矩非常重要。然而，“規矩”的特點恰恰就在於沒有書面的東西，更沒有一個嚴格的執行機構，所以，不懂規矩也沒有多大懲罰。現在廣場舞的“中國大媽”，主流群體正好是改革開放之前生的一代人，那時的鮮明特徵，一是集體活動，二是講規矩，加上中年危機，廣場舞也就自然流行了。

　　我國廣場舞的興起，是上世紀80、90年代，正好是40、50年代生人“鄉愁”中舒緩中年危機的高峰；現在廣場舞基本上步入了高峰，恰恰是60、70年代生人“鄉愁”中舒緩中年危機的高峰；可以預見，隨著80、90年代生人逐步步入中年，法治思維下的他們，就不再有那種濃烈的“鄉愁”，廣場舞也將逐漸走向衰落。有人説，國外沒有廣場舞，這是不對的，在19世紀70年代，美國西部鄉村的“牛仔舞”是非常流行的，實際上和中國現在的廣場舞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法治進步，現在已基本上看不到廣場舞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方面提出：“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援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是我們需要走的路，也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路。對廣場舞背後的“中年危機”，我們需要社會人文關懷，沒有有效的替代品，堵不是最好的辦法；對廣場舞背後的“社會鄉愁”，需要法治進一步給力，需要將各方面的“規矩”進一步法制化。

　　在過渡時期，溫州的“廣場舞公約”，也許是一種很好的探索，但它也註定只是過渡而已。一方面，隨著各種個人和公共文娛、體育生活的進一步豐富，廣場舞很可能也只是我們社會文化的一種過渡現象；另一方面，隨著更多公共場合的興建，公共場合法治化管理進一步完善，廣場舞也會從“鄉愁”的規矩進入法治的軌道，圍繞廣場舞的糾紛也就迎刃而解了。（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