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13時30分許，一輛從小巷往萬山路上拐的電動車，被一輛紅色大型水泥罐車“咣”的一聲碾到輪下，被碾到車輪下的是一名身穿紅色上衣的中年婦女。正行駛的貨車司機速停車，並下車彎腰查看。當看到司機直起身的時候，婦女十分害怕，央求司機“不要碾死我”。（7月3日《鄭州晚報》）
婦女被壓在水泥罐車下面，央求司機“不要碾死我”，個中的玄機就是：對於此類交通事故，撞傷不如撞死成了潛規則，這是個極其荒唐的邏輯，卻一次又一次地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的土地上上演，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更可悲的是，這也成了一種不道德的“潛規則”。“撞死人最多賠40萬元，撞傷人可能賠上百萬元”，這是導致肇事司機二次碾壓置人于死地的催化劑。
在對“撞傷不如撞死”的肇事司機人性泯滅的咒罵聲以及對現行《道路交通法》等制度缺陷的一片質疑聲中，應該更加清醒地意識到，是制度缺陷誘使司機犯了錯，還是司機本來就錯了？
其實，現行的制度雖然有缺陷，但是並沒有缺陷到誘使人去殺人，而司機的這種行為選擇，如果拋開對生命的尊重以及道德、人性等沒有約束力的價值要求不談，僅從法律這道最低的約束力來講，他們在趨利理性下會選擇“兩害相較取其輕”，這話説起來似乎有些殘忍，但是事實上如果站在司機的立場上，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自然的。
撞死比撞傷的賠償還低，並不完全是法律的錯，醫療費用居高不下、汽車保險也不盡合理等社會問題是導致這一法律錯位的根本原因；至於被害人因二次碾壓而被撞死，也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錯，因為法律制度是互為補充與完善的，在我國的《刑法》中有“故意殺人罪”這一條。凡是二次碾壓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可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不過在很多人眼裏，汽車撞人似乎與殺人無關，能輕判就輕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才是對生命尊嚴的嚴重漠視。
“好的制度能讓壞人也做好事，壞的制度能讓好人也做壞事”，“不要碾死我”這一聲恐懼的求救至少提醒我們，應該在制度層面對相關法律進行修補，避免撞殘不如撞死的悲劇上演，讓制度的善意最大程度得到發揚。（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