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溫州在“公”字頭上動作頻頻，先是推行了市級機關公車改革，接著又對公務接待出招，規定標準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同城單位不得互相宴請；野生黃魚、鮑魚和魚翅等高檔菜，以及茅臺和五糧液等高檔酒，不得上桌；公務接待要逐月公示報告等。僅執行首月，公務接待費就下降四成多。（11月21日 《錢江晚報》）
自下而上的探索，因為只能採取漸進的方式進行，所以在推進工程中，難免遭遇各樣的非議。比如“60元工作餐標準”甫一齣臺，便伴隨著輿論和公眾的質疑。當初的規定執行得如何？這無疑還是要用數據説話。
從報道中可知，儘管仍有一些單位執行不給力，有的甚至使起障眼法，但“7月接待費支出總額較前6個月平均數下降40.8%”一個數據，便足以證明，被細化、量化的規定，還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看待自下而上的探索，不能過於“求全責備”，要指出不足，更要看到難得的進步。
不管是溫州推行接待標準，還是其他一些地方推行“禁酒令”，試行官員財産申報制度，這樣的探索儘管多被質疑過於溫吞，但不得不説，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這樣的探索很值得肯定。自上而下的改革，在醞釀過程中，尚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撓——《工資條例》因壟斷行業反對而夭折，紅十字會“去行政化”體制改革因為“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而擱淺，就是最好的明證。自下而上的改革，更不能剝離現實環境。改革固然需要排除萬難、大刀闊斧的勇氣，但必須接地氣，從現實出發。
所以，我們對類似自下而上的改革，多一些鼓勵和肯定。同時更期望，在接下來的時間裏，溫州市能像承諾的那樣，要進一步嚴肅紀律，確保“三嚴四禁”落實到位。唯有經得起檢驗，才會有更多有志於此的地方，加入到這樣的探索中來。（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