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針水!沒有床位!”10月25日,懷孕8個月的趙女士産檢發現胎兒已停止胎動2天,醫生建議她去大醫院做手術。但她先後輾轉到另外3家醫院,都被以各種原因拒收。業內人士認為,醫院拒收高危産婦的根本原因是擔心惹上醫患糾紛。(10月27日《都市時報》)
我嚴重懷疑這四家醫院哪是什麼獨立法人,而是一家醫療集團的四個分院。不然“沒有引産藥水”、“沒有床位”的扯白怎會如此高度一致,口風都如此的嚴密有致?
有了救治,胎兒未必能活,遭遇拒救,胎兒註定必死無疑。生命在跟時間賽跑,就醫可説是旦夕之間的事,奈何急病症遇到了慢救治,結果便是可想而知。醫院本是希望所在,救人之地,奈何卻成了絕望之處、死亡之所,如此涇渭分明的角色錯位與責權倒置,著實讓人驚駭莫名。如果連救病都挑肥揀瘦,那還要醫院做什麼?
一談及拒醫,少不了醫德的宏大敘事,以及制度的深度剖析。以德治醫和以法治醫,無外乎是社會治理的兩條腿,如果説愛心缺失,醫德淪落還只瘸了一條腿的話,那四家層出不窮的“拒醫門”,就要對監管進行拷問。《執業醫師法》中明文規定,醫生在面對“急危患者”和“突發事件”的兩種情形下不得拒絕治療,並實行首診醫生負責制的政策,國家不允許也沒有哪一家醫院可以拒絕給予患者治療。因為生命和健康是至高無上的,而救死扶傷是醫院和醫生的天然使命。
醫院之門關閉了,意味著患者的災難之門打開了。如果連就醫權都得不到保障,調子如何動聽都是空談。對於屢屢出現的醫院“拒醫門”,單純的醫德抒情已然無以為繼,從社會治理的高度去進行行業整肅,通過嚴格監管和問責,彰顯制度剛性,對促進醫療公益性回歸才更有效。 (文/堂吉偉德 圖/朱慧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