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寧波有對夫妻，兩每人平均是獨生子女，于年初産下第二胎。正在全家樂翻天時，幾名計生人員到府，稱按規定，符合再生育條件的夫妻，也要經過批准才可以生育第二胎，而夫妻兩人在生孩子前未辦理手續，最終當地計生局決定徵收社會撫養費7萬餘元。但夫妻倆認為自己符合生育二胎的條件，無需繳納，目前計生部門已申請強制執行。（新華網9月10日）
雙方均是獨生子女的夫妻允許生育第二胎，這是包括浙江在內的許多省份都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國務院頒布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規定，“不符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的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照本辦法的規定繳納社會撫養費”。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家穩定現行生育政策，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可見，徵收社會撫養費的對象應當是那些不符合規定而超生的公民。如果完全符合生育第二胎的要求，僅僅是沒有履行批准程式，那就不應當作為超生對象而徵收社會撫養費。
按相關法規，即便是符合生育第二胎條件的，確實也要到相關部門履行批准手續。但是，批准手續僅僅是政府掌握人口出生的一種手段，也是政府為新生嬰兒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形式。如果符合條件的公民沒有經過批准手續生育了第二胎，其危害最多不過是讓政府不能全面掌握生育資訊，不能有效地為新生嬰兒提供公共服務，並不會給社會增添累贅，也沒有給社會帶來資源負擔和實質性危害。政府至多可以對這類公民進行批評教育、罰款並責令補辦相關手續，但沒有理由向他們徵收社會撫養費，因為他們並沒有實質性地違反計劃生育政策。
因為公民沒有履行批准手續就隨意徵收社會撫養費，這是“買櫝還珠”的視形式高於實質的邏輯，是根深蒂固的管制思維的體現，其邏輯與思維與前些年視未婚同居為“非法同居”如出一轍。公民沒有辦理結婚證就同居生活，並沒有違反什麼法律，只是沒有結婚證這一手續，不受到《婚姻法》的保護而已，同居本身不是非法的。近些年，最高法院也取消了所謂“非法同居”的概念。同理，公民沒有履行批准手續生育，不過是無法享受到各種權利，其生育本身並沒有實質性違法，談何用違反計劃生育來徵收社會撫養費？
這種視形式高於實質的邏輯背後，恐怕是公權力高於公民權利的觀念在作祟。在某些監管部門看來，經過公共權力批准與同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否則就是對公權的藐視，否則即使符合條件，也必須徵收社會撫養費。在某些人看來，公民權利事小，而對權力的敬畏事大。當然，這裡面也不排除某些監管部門利用這種手段來牟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