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章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有關犯罪的“壞消息”，這些“壞消息”的主角又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特徵——性格內向。比如：
北京青年楊佳，持刀闖進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砍死砍傷10名警察。經初步查明，楊佳父母離異，性格內向。
中國政法大學四年級學生付成勵，在課堂上殺害了正準備上課的教授程春明。事情發生之後，學校當局稱付成勵性格內向……
還有太多“壞消息”的報道，標題直接標明“性格內向”：《高三補習生校園內捅死老師續：疑犯被指性格內向》、《許詩佳被害案：殺人疑犯性格內向，不愛説話》、《故宮盜竊犯稱臨時起意，性格內向脾氣暴躁》……
説實話，在筆者成長的過程中，周圍人對我的評價也多是“性格內向”，學生時代我曾有過自卑感，想改變性格，無奈本性難移。今讀新聞，我擔心諸如此類的報道，會不會加重“性格內向”的“刻板”印象，讓大眾誤以為，性格內向的人更易走上犯罪道路，進而産生一種道德上的價值判斷。
現實中，對性格內向與外向的價值判斷似乎早已涇渭分明。性格外向者往往多與陽光、積極、靈活等正面詞相關，而內向者往往與孤僻、冷漠、陰暗等相關，這很容易對性格內向者形成一種壓力或打擊，不僅是處於青春期的學子，連職場人士也會有這方面的困擾。
事實上，心理學家榮格把性格分為外傾型與內傾型，其初衷並非區分好與壞，而是分析一個人的行為特點是傾向於哪一類，以便更好地去了解自己。況且，評價一個人本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內向與外向這種二元對立的概念劃分，也根本無法客觀、真實、全面地解釋一個豐富、立體多維的人。
日本心理學家山根清道在《犯罪心理學》中説：“人格或人類行為的類型化，當然不能像動植物那樣，根據有蹄或無蹄或葉子的形狀來分類。尤其是在對犯罪者進行分類的類型化中，存在著比一般人格的類型化更多的困難。”令人不解的是，報章緣何總喜歡用“性格內向”這個標簽？在沒有嚴謹的分析、調查、論證之前，我們是不是可以冒然將一個人的內向性格和犯罪直接聯繫起來？早在19世紀，犯罪偵探學之父漢斯 格羅斯在其《犯罪心理學》中就説過：“是否每一行為都是作案者總體特性的體現，我們不得而知。行為和特性是不是相互關聯的一組概念？……只有當確定行為特點與某人的人格特性有關時，每個特殊的行為才是可信的。”
確定犯罪者性格與行為之間的關聯，這是刑偵專家的事。但常識表明，一個最終走上犯罪道路的人，背後的原因是極其複雜的，可能是社會的、家庭的或個人的原因，可能是遺傳的或後天習得的，可能是偶然的或必然的，也可能是蓄謀已久或一時衝動。媒體喜歡將之簡單歸結為“性格內向”，一是因為我們社會形成的對“性格內向”者的負面評價，正好符合對犯罪者的道德譴責；再者，這種簡單歸因也符合讀者“快餐化”閱讀的心理期待，它省略了犯罪者曲折、複雜甚至可能毫無邏輯性可言的犯罪心理過程。
“性格內向”究竟從何時開始隱含負面因素已無從考察，媒體濫用“性格內向”必然加劇這種刻板印象，看待“性格內向”者的“有色眼鏡”就很難摘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