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根本上解決高房價問題，關鍵是理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問題。是繼續依賴房地産作為引擎，還是走“去房地産”的路子。
三年前，以限購為代表的，一系列被稱之為“史上最嚴厲”的調控政策橫空出世。這場房地産調控成效如何？1月29日，上海易居房地産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12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比2010年上升4.1%。而在這70個城市中，房價下降的有5個。在房價下降的五個城市中，浙江就佔據了四席——溫州、杭州、寧波、金華。
浙江四城房價下跌明顯，很大程度上與部分高利貸資金等流進房地産開發領域的資本，迅速逃離關係密切。
猶記得本輪調控之初，每個城市都給出了政策目標，以北京為代表的部分高房價城市，更是提出了“穩中有降”的房價調控方向。顯而易見，面對房價上漲的現實，多數城市都未能完成最初設置的目標。
當時，雖然官方也提出過強化監督問責力度的問題，但並未就此形成有約束力的紅頭文件或者法律條文。而今日房價依舊上漲的現實，更是鮮有人去溫故兩三年前的各地目標。由此，就完全不會有官員因此而被問責。所以，在接下來房地産調控邁入深水區之際，建立問責機制就顯得尤其迫切。不然，毫無約束力的調控目標等於沒有。
之所以造成今日這種局面，主要原因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部分。就主觀層面而言，土地財政機制並未發生變化，房地産依舊是地方政府的經濟引擎，地方政府深入貫徹房地産調控政策的積極性確實不高。而有關職能部門，借“限購”的機會尋租的不在少數，比如不滿足購房條件的，可以通過“買社保”來補齊年限。再嚴厲的調控政策，沒有強力地執行，最終都不可能産生應有的效力。
就客觀層面而言，大的經濟環境亦註定了房價具備上漲的基礎。近三年，銀行信貸幾近失控，分別放出了7.95萬億、7.47萬億和8.2萬億元，與房地産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領域，佔據了信貸投向的主體。這與金融危機之前，三五萬億元新增貸款即是天量的現實相比，這三年20多萬億元的銀行信貸，委實給房地産調控製造了不少麻煩。與此同時，貨幣存量M2已經迫近100萬億元，“水浸”中的銀行系統，只能恣意向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放資金。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高房價不是炒出來的，而是印出來的。
地方政府貫徹力度不夠、外加貨幣的極度超發，致使再嚴厲的調控，恐怕也只能是鎩羽而歸。治本之策，顯然並不是説繼續加碼房地産調控，比如開徵房産稅、停貸二套房。要想根本上解決高房價問題，關鍵是理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問題。是繼續依賴房地産作為引擎，還是走“去房地産”的路子。
就新的十年，中國經濟轉型大計而言，自是要走後面這一條路。這就要求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引擎，比如最近熱議的城鎮化。只有讓地方政府産生新的財源，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他們才可能安心地貫徹既有的房地産調控政策。接下來，在城鎮化著力推進的過程中，最需防範的是房地産再度成為主角，甚至喧賓奪主。要想讓房價最終合理回歸，新十年的城鎮化，房地産必須只扮演配合的角色。（倪金節 財經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