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昨天（7月1日）開始，河南、陜西、安徽、海南等省開始上調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各省的上調幅度均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三類地區的工資增幅達到40％以上。至此，今年以來，我國已有27個省份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全國總工會的官員説，這為下一步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每日經濟新聞》7月1日）
政府為企業設立最低工資標準，這是在我國出現新型勞資關係以後，政府為保護處於相對弱勢的勞動者權益而推出的行政手段。但是，在一些專家看來，政府提供的最低工資標準，卻是違反市場法則，阻礙市場競爭的。日前，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在上海舉辦的“中國平安財富論壇”上發表了一個演講，其中就提到了政府出臺的最低工資標準。他以不屑的口吻説道：“假如要推出什麼最低工資，再大力推行《勞動法》，搞什麼集體協商，任何從事保護勞動力的東西，都是會影響競爭的。”（《東方早報》6月29日）
張五常的這種説法，並不是空穴來風，應當説在我國經濟學界一向有其市場。但是，這種“理論”回避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即企業的競爭力到底從何而來？放眼看一看世界上一些有競爭力的跨國大企業，它們無不是以創新型的産品來佔領市場，而決不是以削減職工工資來增厚企業主的腰包。
但在我國，由於企業普遍缺少創新能力，市場上充滿同質化競爭。在這樣的市場中，企業主為了更多地佔有市場，惟有從內部挖掘潛力。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一方面低劣産品充斥市場，另一方面職工工資長期難以提高，職工無法通過勞動收入，獲得體面生活。張五常在演講中説：“假如20世紀90年代，中國保護勞動者的法令是今天這些法令的話，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其實，這正是我國在過去20年來發展中的問題所在，GDP指數的上升以壓制勞動者幸福指數為代價，它的後遺症正在逐漸顯露出來，一些企業出現的群體性事件已經為它提供了注腳。很顯然，以往那種只顧一頭而放棄另一頭的制度安排，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的社會發展方向了。
按照純粹的市場經濟理論，政府確實沒有必要規定最低工資，要求企業嚴格執行。但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一向表現為“買方市場”，近幾年雖然在一些城市出現了“用工荒”，但它更多地表現出階段性，而不是一種長期現象。總的來説，資方對勞動力仍然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在諸如工資等事宜上，勞動者並無多少主動權。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政府作為市場的仲裁者，自然應該更多地站在弱勢一方，為勞動者搭建一個合理的博弈平臺，最低工資標準的出臺，就顯示了政府的這種努力。
其實，按照目前各省市已經提高的最低工資標準，相對於我國目前不斷上升的生活支出，仍然是偏低的，很難過上體面生活。以北京來説，提高標準後的最低工資是960元，每一個對我國大城市生活有印象的人都知道，一個人依靠這些工資，可能連上一次餐館、添置一件像樣的衣服、打一次計程車都是奢望。
很顯然，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已經充分考慮到了一些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但它不應該反過來成為企業拒絕給職工加薪的理由。理想的狀態是，職工的個人收入能夠與企業的發展保持同步，當企業的效益出現上升的時候，職工的工資也能夠上升，讓他們能夠分享到自己創造的勞動成果。很顯然，這需要建立起新的博弈機制。（周俊生 原題：最低工資會不會約束市場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