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國家三部委聯合發文放開非公醫療服務價格後，發改委、衛計委等部門，也在研究完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形成機制。發改委官員表示，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調整，要結合公立醫院改革進行，要堅持不增加患者負擔，醫保（基金）可承受，有利於體現醫務人員服務價值，有利於理順醫療服務價格結構關係，“不是所有環節價格都需要政府控制，能夠競爭的環節，應該更多發揮市場機製作用”。（4月28日《新京報》）

　　相比放開民營醫院價格管制，發改委官員對公立醫院價格調整的此番表態，顯然更為引人注目。因為，公立醫院承擔著公益兜底、民生兜底的基本職責，價格調整勢必影響到“看病貴”、“看病難”等民生問題。更何況，過去的改革經驗表明，所謂價格改革一般都是按“漲”字調進行，公立醫院價格調整恐怕也不會例外。雖然發改委官員表示，既要體現醫務人員服務價值，也不會增加患者負擔，但在兩者之間具體如何平衡，絕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兩全其美。

　　公立醫院實現“醫藥分開”，提高醫療服務價格，降低藥物銷售價格，已經提了很多年了；但改革成效並不理想，有些地方掛號費、手術費等是漲上去了，可藥物價格依然沒有降下來。公立醫院改革的滯後，已經是整個醫藥體制改革中，最拖後腿的地方。理順醫療服務價格結構關係，提高優秀醫務人員工資待遇，同時形成優勝劣汰的用人機制，杜絕大處方、重復檢查等過度醫療行為，從而改善醫患關係，這是系統化的改革動作，絕不是簡單漲價就能實現的。

　　之所以當前醫患關係趨於緊張，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醫院有創收任務，醫生收入更直接與經濟創收掛鉤，患者則成了被薅毛的羊。去年關於“俄羅斯免費醫療”的討論中，達成的基本共識是：我們對醫療衛生的公共投入太少，而且分配極不公平，大部分給了黨政幹部。新醫改幾年來，國家財政對醫療衛生投入佔財政支出的比例從4.4%提高到了5.7%。可放眼國際，醫衛投入佔財政支出的比例，美國（2000年）為20.5%，德國（1998年）為18.89%。

　　政府部門對於公立醫院的投入不足，這不是只靠“發揮市場機製作用”就能替代的；要提高醫務人員待遇，又要不增加患者負擔，解決的途徑之一，就應該是增加政府投入。反過來，如果是在政府投入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公立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埋單的不是患者，又能是誰呢？再進一步説，如果沒有政府更多投入的支援，光拼醫院創收能力，醫療資源又怎麼可能實現均衡配置？

　　當然，公立醫院改革不應只是提高待遇，更應借鑒港式醫院經驗，形成優勝劣汰機制。“先看病後付錢”的支付寶好評差評模式，其實也可以引入到公立醫院中來。取消事業編制，不給不負責任、沒有追求的庸醫提供崗位，同時給有醫德、有醫術、有追求的醫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和與國際接軌的機會，對醫務人員收回扣、拿紅包等實行一票否決的零容忍，這才是積極向上的醫療體制。

　　最後，無論公立醫療價格怎樣調整，事實上都與公共利益緊密相關，在程式上應該更尊重患者話語權，而不能在患者不在場的情況下，自行隨意決定價格調整方案。對水價、電價進行調整尚且要提前召開聽證會，對公立醫療價格進行調整，更不能只在事後通知患者。（舒聖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