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廣州黃衣男子托舉哥周衝曆險境救女童的故事感動世人，11日肇慶又出現菜販“托舉哥”鄧雄飛曆險境托抱女童的事跡。何其相似的一幕！但顯然，兩人在公眾的關切、媒體的聚焦以及政府和社會組織給予的支援上，差別會很大。鄧雄飛尚且在“托舉哥”新聞效應的光暈下受媒體關注，但當第N個托舉哥出現之後，恐怕關注的只有受助人家屬及其鄰里了。然而，這第N個托舉哥其實一樣重要。
顯然，在政府和媒體的強度介入下，托舉哥周衝正被視為一個道德標桿並被過載更多道德含義。廣州天河區的宣傳部長就説，“浙江出了最美司機，黑龍江有最美教師，我們天河區有最美路人。”然而，上升為地域道德標桿的高度之後，一通攀比下來，各地其實都不缺叫得響的道德楷模。正如央視評論節目所説，湖北會説我們有信義兄弟，貴州則會説我們有鄉村教師李春燕。而遼寧的“雷鋒傳人”郭明義、杭州的“最美媽媽”吳菊萍，哪一位不也都讓眾人動容過？
需要防範的是道德標桿被矮化成道德攀比，與道德冷漠一樣，對於社會道德的涵養來説無甚益處。最近這一段好人故事多了起來，政府和社會組織高調介入的也多了起來。應當説，這是媒體和社會公眾“道德焦慮”的産物。在前一段“道德冷漠”的故事多了之後，好心好人好事的發現，會讓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有一種久別重逢的喜悅，一些地方急欲樹立道德標桿發揮榜樣力量作用的心情溢於言表。
在社會憂心於道德滑坡的情勢下，發現道德楷模的生動事跡是令人振奮的，樹立道德標桿對衝“道德冷漠”是必要的，道德標桿引領社會風氣的作用也是明顯的，但社會道德的建樹決不能止步於此、靠此一端。
對於社會道德來説，當第N個托舉哥出現的時候，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或許已經沒有幸福點了，但這第N個與第1個同等重要；當關注的焦點聚于好人在生死關頭舍生取義的時候，社會也一樣需要平凡人的舉手之勞。是以，對於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來説，不僅需要及時發現社會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更需要在制度上為好人撐腰。這種撐腰，不能因為媒體關注就堅實，反之則無力。當好人為做好事付出代價時為他托底、好心做好事反被訛時還他公正，讓好人無後顧之憂、不再受委屈，人們內心的愛與善才會充分釋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為好人撐腰，比樹道德標桿更重要。 （喬子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