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日報》報道，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發佈一份研究報告，從包括清華大學等985高校在內的23所本科院校中，收集2萬多份調查樣本，對中國的985院校和美國研究型大學做了一番比較：985院校學生在“課上提問或參與討論”題項上，有超過20%的中國大學生選擇“從未”，而選擇這一選項的美國大學生只有3%；只有10%的中國學生選擇“經常提問”或“很經常提問”，而選擇這一選項的美國大學生約為63%。
隨後，媒體發出的幾篇時評，矛頭都直指中國應試教育體制或填鴨式教育模式，認為中國學生從小被灌輸“真理”和答案，缺乏質疑習慣。乍一看，這觀點似乎挖掘出了 “中國大學生提問少”的根源，細想來其實不然，“中國大學生提問少”並不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只需課堂形式稍作改變。在教育體制難以做出根本性改變的當下，一味把問題歸咎於教育體制或模式，會把一些可以通過具體措施解決的問題，推向無解。
中國大學生提問少，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提問或交流環節一般不會成為課堂的一部分，學生在課堂上沒有太多提問機會。現在的大學生，早已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獲知資訊途徑非常廣泛，對社會熱點甚至國際大事都有強烈的關注慾望，會有各自不同的看法。然而，在一般大學課堂上，由於時間有限、授課內容太多、大班上課學生多等原因，老師不會專門分出一些課堂時間作為提問或交流環節。即便有提問環節，也只是在課堂快要結束時，簡單問學生有沒有疑惑或問題。大學裏的講座都會留出一部分時間，作為大學生提問環節與演講者互動，經常看到很多同學爭著舉手爭取一個提問機會。這學期在北大旁聽一門新聞專業課程，每次課堂前20分鐘，老師會讓學生就一個話題自由表達觀點，很多同學都會參與討論、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辯頗為激烈。
大學生提問少，是因為大學課堂上普遍缺乏專門提問或互動的環節，沒能充分調動學生提問或表達觀點的慾望。解決這個問題，只需教學方式稍加改變，調整課堂時間的分配，不一定非得追根溯源地批判或改革整個教育體制。
很多教育問題，在時評家的批評中，最後都會歸咎於教育體制與教育模式。這種評論邏輯看似深刻，其實是一種思維的惰性，它缺乏對教育問題、學生與教師的真實深入了解，習慣性地認為任何教育問題，都來自摧殘學生能力的應試教育體制，從而把一個又一個教育問題推給了“萬惡”的教育體制。這種評論思維，缺少就事論事的分析，容易把一些可以通過具體措施改進或解決的小問題過分放大，放大到無解。
教育體制改革是漸變的，短期內不可能實現根本性改變，一些教育問題可以在漸變中、具體措施中得到解決，別動輒就非要改變教育體制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