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面臨五大警示性風險

　　今年的主要難處和第一風險是CPI，潛在的最大風險是地方政府債務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王健君張輝

　　3月11日，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月份CPI同比上漲2.7%，PPI同比上漲5.4%，工業增加值同比上漲20.7%。經濟持續穩步增長的同時，CPI數據漲幅卻比上月擴大1.2個百分點，不但接近《政府工作報告》3%的年度目標，而且高於2.25%的中國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如何判斷和把握今年經濟運作風險，再次成為今春全國“兩會”焦點議題。

　　“今年經濟增長沒有問題，肯定超過8%的目標任務，相反擔心會不會超得太多。”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擔心超量流動性，“總量控制沒有問題，關鍵是資金的分配和流向。”如果房市和股市比較“涼”，流動性可能會壓倒商品市場，推漲CPI。

　　這意味著，在國際金融危機仍然在演化的過程中，當前的宏觀調控任務在去年的基礎上，又新加了一項內容：在保證充裕流動性以保障經濟增長繼續回暖向好的基礎上，調節流動性流速和流向以防止推漲CPI。可以説，流動性已經成為今年經濟運作健康與否和風險大小的關鍵變數。

　　採訪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告訴本刊記者，今年新增信貸目標為7.5萬億，最後可能是8萬億，“儘管比去年9.59萬億少，但8萬億仍然是適度寬鬆的政策。”事實上，一年多來特殊背景下積累的這些流動性，已經直接或間接造成了今年將要面對的五方面經濟運作風險。

　　物價上漲壓力加大

　　2010年是否面臨通脹壓力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工業生産領域産能普遍過剩，夏糧、秋糧連續豐收，工農業産品供給充分，在現行價格水準下供過於求壓力較大，因此2010年不存在明顯通脹壓力。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余斌借本刊記者提醒説，物價終究是貨幣現象，“不同於短缺經濟時期，當前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加，首先會推高資源型産品價格，如土地、礦産品等。由於流動性氾濫、投機活躍，資産價格上漲並形成泡沫，如當前的房地産市場，通脹預期不斷加強。最後，在成本上升、比較收益發生重大調整的共同推動下，供求平衡相對脆弱的農副産品價格上漲，並逐步向普通工業産品傳導。”

　　近日，央行副行長、IMF總裁特別顧問朱民在一次內部活動上直言，“中國今年最大的風險就是通脹。”首先是輸入型通脹，今年全球農産品價格上升，大宗商品價格也上升。中國是大宗商品進口國，輸入型通脹佔中國通脹的相當大部分；其次是勞動力成本上升，今年又是一個基建高潮，而且上游企業開始調價，水電價格改革啟動。

　　根據經驗統計，M1如果超過M2，而且如果M1有30%左右的增速，大概6~9個月後，物價一定會上去。朱民認為，一旦出現通脹，將産生兩個新問題：其一，現存款利率是2.25%，如果通脹率達到4%，就是負利率1.8%了。如果不上調利率，就會出現存款搬家現象，推進資産泡沫。其二，CPI是非均衡變化，如果CPI達到4%或4%以上，會導致商品價格迅速上升，老百姓便開始搶購，會形成社會問題。

　　其實，CPI轉正以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是否加息。但加息又會引起新問題，比如企業成本問題、外資流入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等。所以，今年的主要難處和第一風險是CPI。

　　因此，余斌認為，“為防止資産價格和物價過快上漲，把握宏觀調控的力度與時機顯得尤為重要。”一是在保障已開工建設的投資項目的資金需求的同時，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並根據經濟運作狀況隨時調整資金下撥進度和建設規模；二是在信貸規模比上年明顯縮減的前提下，積極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領域，尤其是支援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三是加大補貼力度，提高城市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準與抗通脹能力。

　　房地産市場面臨調整

　　“房地産涉及六十多個行業，所構成的産業鏈很長，其增長速度低了，不但直接影響經濟增長，而且還涉及到就業。”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指出，當前我國居民消費正處於以購買住房、汽車為主的階段，2010年國民經濟能否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局面，在相當程度上還要依靠房地産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但是，2009年以來，由於信貸空前寬鬆，自住性需求與投資需求相結合，房地産市場未經實質性調整就開始再度走高，房價持續上升。導致社會恐慌心理加重，投資需求日盛，供求矛盾凸顯，房地産泡沫日趨嚴重，市場面臨調整。

　　對此，余斌借歷史經驗強調，亞洲金融危機源於部分亞洲國家房地産和股市泡沫的破裂，本次金融危機則是美國房地産和基於房地産抵押貸款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裂而引發的，“兩次危機的危害程度有目共睹。一旦我國房地産泡沫化，其危害同樣難以估量。”

　　他分析説，當前房地産市場運作狀況難以為繼，政府調整房地産政策、有效抑制泡沫已迫在眉睫，“但是，如果調整力度過大，導致房價由升轉降，消費心理隨之改變，則有可能重現2008年下半年所出現的市場蕭條局面。一旦陷入需求萎縮-金融風險加劇-市場進一步萎縮的惡性迴圈，將會使已有的穩定回升局面受到衝擊，並可能使經濟運作面臨新的困境。”

　　在上述兩難選擇中，余斌強調，政府應明確把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作為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把拓展城市發展空間、有效增加土地和住房供給、緩解供求矛盾和平抑房價作為基本手段。

　　基於此，他提出要區別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區別不同市場面臨的矛盾，採取差異化政策。由於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房地産市場呈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市場特徵，宏觀調控切忌“一刀切”，不宜根據北京、上海等城市房地産價格等情況的變化制訂針對全國的房地産調控政策。

　　二是區別真實需求與投資需求。投資需求旺盛，加重了市場供不應求和價格上漲。在保障首次購房、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同時，通過利率、稅收等政策有效打擊投資性需求，減輕商品房供不應求和價格上漲壓力。

　　三是區別政府責任與企業責任。房價上漲，難以承受目前房價的人增加，政府應通過加快廉租房建設等，保障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需求。

　　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荊門市市長王玲更具體指出，調控房地産市場，決不能把穩定僅僅理解為控制價格，“漲太快了，就趕緊擋一擋。過兩天老百姓不吭聲了，就繼續讓它漲”，而是要通過保障房制度、土地財政和物業稅等綜合角度，“拿出長遠、系統的政策辦法”。

　　消費擴張難以持續

　　按照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部署，2010年政府鼓勵消費的一系列政策基本保持不變，有些領域還進一步加大了力度，這將有助於消費的穩定增長。但是，在余斌看來，一方面，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成本不斷提高，邊際效應逐步減弱；另一方面，制約消費擴張的制度性障礙未消除，2010年消費增幅難以達到2009年的水準。

　　他指出，現階段，制約消費擴張的制度性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持續下降，不但低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世界主要經濟體平均水準；二是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佔總支出比重顯著低於同等收入水準國家的平均水準。2008年我國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僅為29.7%，與每人平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個和24.3個百分點；三是居民尤其是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持續攀升。1990~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從0.35上升到0.48。最高20%收入組所佔收入相當於最低20%收入組的8.3倍。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高收入者消費意願不足，低收入者消費能力不足，必然影響整體消費的增長。”因此，余斌認為，無論從短期內促進消費穩定增長，還是從中長期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主要依賴出口、投資轉向主要依靠消費擴張，政策重點都應當著力消除制約消費擴張的制度性障礙。

　　其一，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以加快要素價格形成機制和壟斷行業改革為突破口，合理提高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其二，在二次分配中，加大調節力度，有效抑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增加公共服務供給，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切實改善消費者預期。

　　其三，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加快推動新型城鎮化，促進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釋放強大內需潛力。

　　其四，加快服務業發展，增加就業和居民收入，以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産業結構調整、升級。

　　貿易摩擦和升值壓力

　　2009年下半年以來，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再度高漲。尹中卿認為，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2010年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

　　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發達經濟體在實施了力度較大的救助措施之後，金融體系趨於穩定，金融機構信貸功能逐步恢復。但居民消費不振，實體經濟恢復緩慢，失業率攀升。發達經濟體從本國利益出發，為保護其脆弱的實體經濟、有限的就業崗位和維護社會穩定，金融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逆全球化思潮不斷蔓延。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我國與美國、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明顯增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201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將呈現緩慢增長態勢，且不排除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後面臨重大調整的可能。因此，余斌指出，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爭端不可避免。由於發達經濟體是我國主要貿易夥伴，所佔份額較高，貿易爭端將不利於我國對外貿易的恢復性增長，也將對相當部分出口産業構成威脅。

　　同時，前一階段，美元在波動中呈現貶值趨勢，相應地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相對貶值，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再度高漲。《政府工作報告》強調，2010年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準上基本穩定，這對於穩定出口預期是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思2005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過程，持續、小幅度的升值方式，雖然減輕了匯率調整對出口産業的衝擊，但也帶來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流入和利益損失。”余斌的建議是，階段性、跨越式的升值方式，則有利於阻止國際資本的涌入，在相對脆弱的世界金融體系中保持我國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基本穩定，並減少利益損失。

　　同時，他強調人民幣匯率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利於逐步淘汰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和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的外向型企業，促進出口産業的轉型、升級和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

　　地方財政風險加大

　　去年地方財政中，土地收入1.6萬億，地方融資總量7.2萬億。按照6%的利率計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億元的利息，也意味著從土地獲得的近1/3資金都付了利息。而今年地方政府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土地收入大幅減少。現在中央三令五申嚴格管理不許亂收費，土地收入又成問題，地方政府會比較困難，地方財政壓力將加大。”

　　許善達分析説，“按照目前的實際情況，長遠看地方債務償還很成問題。原來曾搞過用一般預算的結余去償還債務，現在估計地方總債務在10萬億元以上，而地方預算大概有7萬~8萬億元，怎麼可能還得上？”

　　“這些年，儘管花了很大力量，還沒有完全解決鄉級財政因‘普九’達標而留下的多達6萬億元以上債務。現在，市、縣兩級政府又因政府投融資平臺産生鉅額債務。”尹中卿警示説，如果地方債務風險爆發，許多項目難免會半途而廢，地方政府融資鏈條面臨斷裂，很多地方經濟發展也可能停頓。

　　而且，按照朱民的分析，由此會引起銀行的不良資産和項目延期等相關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資金供應有變化，不良債務問題將會在幾年後浮出水面，這個風險還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建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預警機制，密切監控投融資平臺債務情況。強化對地方外債指標監測和風險管理，增強制度約束，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