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目前的低碳標準包含歐洲相當成熟的戰略和日益完善的技術，所以，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是爭取足夠時間尋找和切實把握好在低碳經濟財富鏈中的有利地位。努力要求發達國家履行技術轉讓的承諾，在接受他們新能源産品加工訂單時，要求對方把技術公開。在充分施展“規模經濟”比較優勢的同時，漸漸增加研發低碳技術的資金投入比例。
世界經濟今天想要徹底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放心讓刺激政策及早“退市”，就須儘快尋找到一個新的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如此，才能有效地吸納看似過剩的金融資本，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把目前低迷的經濟推向一個由市場自身造血功能所支撐的繁榮的經濟時代。為此，歐洲多個工業國家已搶先一步發起了打造“低碳經濟”的浪潮，爭取在下一輪經濟增長過程中，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的領頭羊而分享到由此帶來的巨大財富。前不久的哥本哈根會議，充分展露了他們的這種雄心。
作為當今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政府去年11月宣佈，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並據此制定相應的國內統計、監測、考核辦法。由此，社會各方對今年兩會有關低碳經濟的政策討論寄予厚望，尤其是中國如何結合産業結構的調整和技術創新政策來積極應對低碳經濟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等問題。這裡，筆者也想從“新標準”市場導入的視角來分析一下，一旦中國社會進入世界各國都為環境惡化所迫不得不接受 “低碳經濟”新時代，中國經濟的主導權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首先，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拿出追趕歐洲低碳技術的勇氣，花大力氣從産業結構、産品升級和技術創新等環節上脫胎換骨地引入低碳經濟新標準，那麼，中國現有的靠非低碳標準的市場打造出來的産業和企業的生産能力及市場競爭力就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我們注意到，發達國家每人平均收入達到1萬美金以後，碳排放量才開始明顯下降。而今天中國農村的城市化、工業化，先進的裝備製造業的生産等都帶來了對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無論是通過控制排放的産業政策（比如，産品準入標準、清潔技術激勵、可再生能源的創造和保存等），還是通過市場交易機制（比如，碳稅、碳交易等手段）來化解，都會帶來不可估量的産業調整成本，而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讓政府負擔，財政支出的壓力就會使其不可持續，如果一味讓企業承擔，則靠加工貿易贏得競爭優勢的廣大民營企業，是不可能自主地來轉移新能源的高成本或由自身內部來消化成本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我們應對人類共同生存的環境保護問題表示出極大的關注，並擔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但是，全社會從現在就開始大張旗鼓地走進低碳社會，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新一輪的産能過剩，由此而來的社會協調成本將會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續。所以，在尋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機制之前，我們還是要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起設法阻止由歐洲國家按照他們的國情所設定的這一新標準的快速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