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輪海祭:拼接兩岸記憶
1949年前後,包括退守的國民黨官兵在內,來自大陸各階層有近兩百萬人渡海抵達臺灣,他們面對的將是不可預測的未來。太平輪海難,則是這場大遷徙中的悲劇性標誌。在戰火頻仍、生命卑微的歷史洪流裏,鮮有人留意這一船亡靈,900多人長眠深海。當兩岸的罹難者家屬終於有機會在失事海域祭奠親人,輾轉合上這頁歷史的記憶,時光已經悄悄走過了61年。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縣白節山附近,清晨的陽光透過薄霧安靜地落在海面上。五級風,溫度25攝氏度,這是嵊泗海域這幾天以來最好的天氣。在距離白節山約一公里處,兩艘漁船漸漸地停了下來。其中一艘船上站滿了互相攙扶的老人,船頭飄著的旗幟寫著“太平輪協會贈”的字樣。老人們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節山燈塔方向默哀一分鐘。之後,老人們輪流走上船頭甲板,默念給親人的祭文。
此次海祭的發起人之一、太平輪協會的秘書長,也是《太平輪一九四九》的作者張典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此次活動,是為尋找兩岸記憶的拼圖。
離散的記憶
張典婉的母親司馬秀媛,本是就讀于上海中西女中的上海小姐。1948年底坐太平輪來臺後,將身份證原籍從江蘇鎮江改為臺灣苗栗。此後,一直以客家人自稱。1980年代臺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後,司馬秀媛曾拿著發黃的地契讓張典婉有空去上海看看。等看到女兒從上海拍回來的中學照片,她失聲痛哭。
2000年10月,司馬秀媛在臺灣去世。在一張舊桌子的上了鎖的抽屜裏,張典婉發現了母親與父親在1946年的上海身份證,三根從上海帶到臺灣的金條,一個記滿了上海時光的記事本。張典婉説,“我母親與外婆都是在1948年底坐太平輪到臺灣,生前她有許多關於太平輪的回憶,她一直覺得自己命大。看到她的東西,我大哭。”一直在臺灣從事媒體職業的張典婉開始想寫一本有關家族史的書,書裏有十里洋場的上海,有山嶽疊嶂的臺灣苗栗,還有一艘從上海開往臺灣的太平輪。
2004年,張典婉參與錄製鳳凰衛視《尋找太平輪》的紀錄片,她與製片人洪慧真在兩岸三地尋訪倖存者和遇難者家屬,她説:“自從我開始做這些事情,我生命裏的天使一個一個都來了,他們都是我的天使。”六十年來一直隱沒在世界各地的太平輪倖存者、遇難家屬和目擊者陸續出現,讓艱難的尋找多了一些溫暖和感喟。
“在甲板上像螞蟻一樣跑來跑去”
“那時候我們家就住在白節山上,我爺爺、父親、叔叔三個人都在白節山守燈塔,我爺爺是隊長。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爺爺值班。”在浙江舟山市嵊泗縣的一個狹小民居裏,《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找到了當年太平輪沉船的目擊者,83歲的周文華。1949年1月27日,大約在晚上十一點左右,周文華的爺爺聽到海上傳來呼救的聲音,急忙命令人們去漁民家裏找漁船。”最後大家找到了三條漁船,但是他們商量之後,最終決定放棄救人。因為每條船最多只能裝十人,除去船上的三個人,每條漁船最多只能裝七個人。如果過去救人的話,這三條漁船也會沉。”周文華回憶,“當時白節山的村民都知道了,來燈塔看。我用望遠鏡能看到好多人在甲板上喊救命、拜菩薩,像螞蟻一樣跑來跑去,不到半小時船就沉了,之後人們都回家了。”第二天天剛亮,周文華爺爺就讓漁船出海救人。但是出事的海面已恢復平靜,什麼也沒有。最後漁民們帶回來三隻樟木箱子,裏面有些舊衣服。這是目前為止,太平輪留下的最後遺物。
十五歲的王兆闌趴在一塊大木板上,也許是漂得太遠,沒有被漁船發現,而是被一艘路過的澳洲軍艦救起。和她一起被救的,還有另外三十五人。“我落水時還牽著我小妹,一下去我小妹就沒了。我就抓著一個人的腿,我也不知道是誰,那個人就抖啊抖啊,他一把將我拉到一個木頭箱子上坐著。箱子周圍人太多,還沒過一會兒,那箱子就翻了,我就又沉下去了。一個浪打來,我又抓到一塊很大很長的板,上面躺了三個人,我躺在中間,我們三個人沒死。海裏面的聲音沒辦法形容,兩三個小時以後就沒有聲音了。”
和王兆闌一起被救起的,還有28歲的葉倫明。葉倫明常年往返于臺灣和上海之間,做羊毛生意。他記得,他落水的時候看見海面上漂著一層毛絨絨的東西——那是自己從上海運往臺灣的羊毛。
而在龍應臺的文章裏記錄著也還有人在沉船的一剎那,瞥見包在手帕裏的黃金從傾斜的甲板悄然滑落。
太平輪上不太平
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精銳部隊幾乎被殲滅。解放軍在長江北岸集結,劍鋒直指南京、上海。從東北、華北、西北等各個戰場敗退的人潮,蜂擁到上海的港口等待赴臺的航船。
1949年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夜。這本是個團圓的日子,但對那些離岸登船的人來説,卻充滿了連年戰爭的焦慮與去國懷鄉的離愁。“兩邊也不知道打多久,所以父親之前就先去了臺灣,把我家的餐廳也搬到臺灣去了。他去臺灣前,還將黃金鑲在自家的墻上,後來才回上海,又一塊一塊取出帶回臺灣。”太平輪倖存者,在臺灣做過圖書管理員的王兆闌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後來輪到我母親離開時,她這也捨不得丟,那也捨不得丟,布也是整匹整匹地帶。我們上太平輪的時候口袋還揣著飛機票。就為了保留這些家當,結果都遭遇不幸。”
太平輪,本是中聯輪船公司下屬的一隻貨輪,因向臺灣大規模運送人員、物資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改裝成客輪。3個月間,太平輪一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間往返了35趟,搭載了無數人到臺灣落地生根。1949年1月27日傍晚時分,太平輪如常駛出了黃浦港,滿載著戰亂中的人們對於安寧生活的渴望。淞滬警備司令部已經宣佈實行宵禁,太平輪於是熄燈夜行。十一點四十五分,太平輪在浙江嵊泗縣白節山附近一頭撞上滿載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建元輪很快沉沒,太平輪在十五分鐘後隨之沉沒。這艘奪命之船當時滿載著達官名門,如遼寧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婦,在海南島接受日本軍投降的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蔣經國密友俞季虞,蔣介石奉化姻親、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的兒子,也有著名音樂家,抗戰時期擔任國立南京音樂學院院長的吳伯超。據女兒吳漪曼後來回憶,父親急匆匆去臺灣,是為了給音樂學院選個遷臺後的理想校址。但吳伯超卻永遠到不了臺灣了。世界著名“神探”李昌鈺之父李浩民也在海難中慘遭滅頂。李昌鈺時年十一歲,是李家最小的孩子,從此家境每況愈下,李昌鈺無力讀大學,只好投考不收學雜費且供膳宿的警校,成就了日後的神奇功業。
太平輪沉沒後的第五天,《大公報》第四版才刊登了太平輪失事的消息以及遇難者姓名。包括乘客及船員在內的932人,以及國民政府中央銀行重要文件1300多箱,東南日報社全套印刷設備、紙張及相關資料100多噸,鋼材600多噸,全部葬身海底。
中聯公司大股東蔡天鐸之子、臺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泰坦尼克號》一文回憶,當時的報紙裏,上海大報《申報》對太平輪的報道也只是一個標題而已。據老人周文華回憶,在他居住在白節山的那一年裏,沒有人來打撈沉船殘骸和死者遺體。
倉皇亂世,生命如螻蟻般渺小,常常被席捲而去而又不知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