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不能創新是中國經濟和金融的最大風險

2012-07-20 10:13     來源:新華金融     編輯:范樂

  新華網消息 證監會網站近日全文刊發郭樹清在5月7日證券公司創新發展研討會上的講話。郭樹清指出,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吸收借鑒美國、歐洲金融創新過度導致危機的教訓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結論是金融不要創新。無論是從全局上説,還是具體到金融體系、金融企業,我們最大的危險是不會創新,不能創新。

  積極地、審慎地探索和創造

  今天召開的證券公司創新發展研討會,備受各方關注。市場期待了很久,我們也做了充分準備。一個會議如果想要真正取得實效,做充分的準備很重要。陳雲同志曾經説過,要用90%以上的時間做調查研究,解決問題不到10%的時間就可以了。為準備這次會議,莊心一同志帶領機構部、證券業協會、滬深兩家交易所,做了大量調研工作。這次會議下發的文件,會前也廣泛徵求了意見,文件內容很豐富,希望大家在會議期間繼續認真討論,提出修改意見,把文件改好。會上很多同志要作專題講話,在座的證券公司老總也會發表非常專業的意見,我就揚長避短,講幾個綜合性、一般性的問題。

  為什麼要開這個會議?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證券行業現在到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有人將過去的發展概括為“野蠻生長”、“清理整頓”和“規範發展”三個階段,現在還處於規範發展階段,希望從這次會議開始,進入到創新發展的新階段。為什麼證券業要創新發展?是為了行業繁榮?為了讓公司有更多業務?為了適應市場需求?都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不充分。真正的大背景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都提出,金融一定要提高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能力。我們的金融服務業雖然有了很大發展,但仍然是一個瓶頸部門。其表現在於,中國儲蓄向投資的轉化還不夠順暢、不夠理想。

  作為一個儲蓄大國,中國每年的儲蓄佔GDP比例高達40%以上,那就是説有大約20萬億元,按現在的匯率計算也有3萬多億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但是資金的閒置、浪費以及重復建設等問題還很突出,很多企業得不到資金。從總量看,儲蓄率非常高,但資本配置的效率不夠高。從結構看,大量的資本沒有配置到最合適的地方,存在嚴重的浪費。我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全社會的資金配置,不僅不能説是最優,恐怕也不能説是次優,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水準。要解決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證券行業和資本市場的責任了。

  第一,“兩多兩難”是我們民族面臨的一個挑戰。

  “兩會”結束後我去浙江調研。浙江的同志説,他們現在最難辦的問題就是“兩多兩難”,即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民間資本多,投資難。金融市場上,需求足夠多,供應也足夠多,但成交不夠多。這個問題,不僅是浙江一個省的問題,也是全國性的問題;不僅是一個金融的問題,也是一個國民經濟的問題;不僅是經濟的問題,無疑也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問題。

  世界上似乎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一方面,我們有極高的儲蓄率,按現行統計達到50%左右。2011年底城鄉居民銀行存款餘額達到34.4萬億元,全部銀行存款80多萬億元。這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沒有錢。我記得90年代初的時候,北京市修了兩公里的地鐵,由於那個項目沒有經國家計委批准,所以被全國通報。現在北京地鐵同時開工100多公里,去年有13條線路在建,歐洲人、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目前中國外匯儲備是最多的,我們的資本輸出在給全世界做貢獻。

  而另一方面,市場體系發育不平衡,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市場存在一些扭曲,金融市場不夠發達,資本市場的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造成的後果是全社會資本的閒置、浪費和風險集聚。當前,國內有的領域資金十分緊缺,比如,中小企業、“三農”、教育、醫療、文化及其他民生服務領域,但有些領域卻投資過多,産能過剩,例如許多製造業、重化工業、礦業,在一些地方還包括基礎設施、能源交通。至於直接由政府主導的投資,與市場沒多少關係,但閒置和浪費更為嚴重。例如,一些城市興建了很多體育場館,每個場館耗資十幾億、幾十億,但短暫使用之後,許多都長期擱置在那裏,這種情況發達國家都極為少見,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更不該如此。

  此外,還有城鄉二元分割問題。農民進城從事非農産業還按農民對待,城鄉要素資源不能雙向流動,發展不均衡十分明顯。北京周邊幾十公里外的農民年收入不到兩千美元,如果把河北省算進來,那就形成一個環北京的貧困帶,每人平均收入才只有2000元人民幣,反差相當大。

  這裡涉及到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就是資本的稀缺性問題。搞市場經濟,無論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按説資源是稀缺的 ——現代經濟學所有的模型都是以資源稀缺來作為假定前提的,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資本似乎不再那麼稀缺。不僅在相對意義上,甚至在絕對意義上似乎也是這樣。若按在建房屋的面積來計算,去年中國的房屋建設規模大概是世界的一半,全世界一半的工地在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源浪費問題也很嚴重,其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許多所謂的高科技産業、新興産業,包括光伏産業、電動汽車、風力發電等在內,重復建設的很多是民營企業。居民個人的浪費也很嚴重,比如城市居民買了房子不出租,不少進城的農民還在老家建新房,都在那兒閒著,實際等於空置。我們中國人很節儉,很愛儲蓄,但是很多人沒有貼現、折現、現金流的概念,不知道這是佔壓了自己的資金,客觀上必然會有折舊和利息成本,是損失了機會收益的。所以我説“兩多兩難”問題是我們整個民族在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涉及到經濟體制的各個領域,當然重要的是價格、金融、財政體制問題,投融資體制則更為直接。解決這個問題很不容易,但是在座的各位投資銀行家義不容辭。

  第二,不能創新是中國經濟和金融的最大風險。

  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有人認為要吸收借鑒美國、歐洲金融創新過度導致危機的教訓,這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得出的結論是金融不要創新了。這與中國面臨的情況不符。無論是從全局上説,還是具體到金融體系、金融企業,我們最大的危險是不會創新,不能創新。不要認為創新很容易,胡搞亂來不叫創新,真正的創新並不容易。

  胡錦濤總書記在去年“七一”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我們黨在新時期面臨的“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這是政治問題和黨的建設問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經濟和金融的一個要害問題,就是能力不足。

  從一個角度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決定的要素首先是資本,發展中國家都不缺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也可以在國際之間調劑,缺少的是資本。所以資本的多寡,曾經可以解釋一切經濟發展問題。但在當代的發展實踐中,這理論幾乎喪失了生命力。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在上世紀30年代,歐美經濟學界發生過一場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優劣的辯論。對於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有許多道理可以支撐和印證。最有力的學説是由奧斯卡蘭格提出來的,他説,中央計劃局可以模倣市場的價格信號,使全社會的生産非常高效,同時避免市場的盲目性。批駁計劃經濟的經濟學家,也拿出了許多過硬的論據,例如消費需求的無限多樣性,強迫命令難以持續,平均主義分配會導致激勵機制的喪失。更重要的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認為,沒有貨幣價格或私人財産的存在,正確的經濟計算是不可能達成的。但是,對市場經濟捍衛最有力的,是熊彼特提出的“破壞性創造”理論。他認為,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於不斷地創造新技術、新組合、新模式,西方經濟確實有危機和週期性,這恰恰是經濟有活力和有動力的表現,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是一種“破壞性的創造”。經過這麼多年,計劃經濟的試驗在一度取得巨大成功後,最終被證明難以持續下去。市場經濟也已經不是當年的形態,實踐證明自由競爭與宏觀調控必須結合起來。然而,一個基本的元素大家都贊同,就是創新。新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保羅羅默認為,對於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經驗、想法和創意,與過去西方經濟學中各種增長理論很不一樣,那些理論都認為物質、勞動和資本最重要。

  總之,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創新推動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主流。美國最典型,從最高層次上,佔據了全球競爭的優勢,佔據了現代農業、製造業、服務業所有領域的優勢。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我們有200多種産品産量全世界第一,鋼鐵、汽車等製造能力都已遠遠超過美國,但是我們比較擔心,高增長後會出現停滯,或者沒有高速度的時候就很快出現停滯,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我們的經濟基本上是模倣和學習發達國家,在産業鏈低端從事生産,沒有多少自己的創新和創造,只能跟在人家後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動,這種增長模式很難永久持續。這正是實體經濟強調創新驅動的重要原因。2006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可以説是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實現這個目標,要靠體制機制,要靠人才,要靠許多條件,這是很不容易的。迄今為止,我們還有很多不足,經濟中追求數量的傾向,科研中依靠政府的傾向,教育中追求分數的傾向還非常普遍。因此,我們説,不能創新是發展的最大危險。

  中國的金融體系也是這樣的問題。創新能力不足,監管能力也不足。強調審批的環節太多,市場準入門檻很高,一旦進入市場後,對行為、過程的監管就缺失了。進入成本很高,違法違規的成本很低,這樣的市場無法做到高效。為什麼説我們的金融體系最大的威脅是創新不足呢?分析一下金融體系中種種奇怪現象也就清楚了。例如,上市企業不能破産,市場化並購太少,公司信用類債券幾乎沒有違約,這都是很奇怪的現象。按道理債券違約應該是經常發生的,就象破産和倒閉一樣,我們這裡也沒有,尤其是最近幾年沒有,很奇怪。但實際上經濟活動中的風險既沒有化解,也沒有消失,既沒有分散,也沒有轉移。在對外開放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金融體系的風險在日益積聚。所以,和經濟體系一樣,創新不足是中國金融體系面臨的最大問題。

  第三,金融創新迎來了最好的歷史時期。

  這是業界一致的看法,表現為幾個方面。

  一是我國産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的進程在日益深化,這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提出了層出不窮的需求,要為不同規模、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

  二是財富管理成為全社會的迫切需要。不僅個人儲蓄要保值增值,社保資金、養老基金、住房公積金也面臨投資運營的問題。過去10年,地方管理的養老基金平均回報率扣除通脹後是負的0.9%。目前,全國企業存款20多萬億、機構存款20多萬億、個人存款30多萬億,其中很大比例需要通過財富管理實現保值增值。

  三是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正在加速深化,金融産品定價和管理市場風險,成為企業和家庭極為現實和普遍的需求。

  四是社會各界對推進新一輪證券行業的改革具有較高期望。當前,我國幾乎所有行業都正在經歷著新一輪的改革,社會普遍呼喚再次去行政化,對於金融行業尤甚。中國金融業和資本市場的改革從沒有停止過。上半年,我們按照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要求,在新股發行、分紅、退市等方面加快改革進程。媒體非常關注,但是有的報刊文章,把這些叫做所謂的“新政”,這不正確,其實這是證監會一直在做的工作。

  五是進一步擴大開放和國際化,使得金融創新具有更好的條件。中國企業和居民個人以各種形式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如沃爾沃被吉利並購,IBM個人電腦被聯想並購,中國人在很多發達國家作為外來居民買房的數量都是數一數二的,這個速度還會加快,世界希望中國有更多的需求,有更多的投資。所以創新也是必然的,否則無法適應需要。例如,我們的證券公司還沒有一家能夠為海外並購做財務顧問,更多的優勢還是在國內,所以我們鼓勵大家“走出去”。

  六是資本市場已經發育到一定水準,為正常合理的金融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經過20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資本市場規模快速擴大,體系不斷健全,結構日益優化,監管的有效性切實增強。目前,中國股票市值位居全球第三,債券市場規模世界排名也是第四第五,資本市場已經發育到需要加快創新的階段了。例如,股票市場因盲目投資和炒作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三炒”的惡劣後果也已盡人皆知,價值投資、長期投資能夠得到合理的回報,開始逐步成為大家的共識。

  中國證券市場還很不成熟,問題還很多,投資回報率較低,投資費用成本過高。但也要看到,短短10年間,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從幾萬億擴展到20多萬億元,市盈率從平均的50-60倍變成目前的13、14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市場結構的改善,為進一步創新提供了基礎。再比如,債券的重要性在行業內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債券的規模應當比股票大,金融市場價格體系、估值體系、風險控制體系要建立在債券市場上。國外經驗表明,對於投行業務來講,將來成長潛力最大、收入最多的可能就是固定收益産品。除公開發行的股票、基金、債券外,今後私募、場外交易、櫃檯交易等理財、債券和股本類創新産品的規模也將快速增長,證券仲介服務的增長潛力必將得到進一步釋放。

  第四,創新必須緊緊圍繞實體經濟的需要。

  一定要牢記,實體經濟的需要是金融創新的源泉,否則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亞洲金融危機,特別是爆發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全球金融危機,給全球金融行業帶來極大震撼,同時也在深刻地警示我們,只有緊緊抓住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才能取得社會各個方面的理解和支援,證券行業的創新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商業的角度來説,著眼長遠,著眼全局,注重投資的聯動效應,做好市場滲透,才能贏得客戶。美國的投資銀行,經常能找到有潛力的小公司,這種小公司有的就辦在居民樓的地下室或車庫裏,給予及時的數量恰當的資金支援。中國資本市場就缺乏這樣的篩選機制和服務能力。作為證券行業,應該支援中小微企業、“三農”、文化創意産業、科技企業,還可以通過市場並購等途徑促進其加快發展。明顯的例證是,我們對於發展現代農業,抓好食品安全的需求很迫切。比如奶製品行業,若沒有現代化企業成長起來,面對諸如千家萬戶養奶牛的無序局面,擠奶、送奶這樣的複雜環節,如何控制風險,又如何能夠提高産業競爭力,是個很大難題,而這與金融服務不足又有很大的關係。

  投資銀行裏的人都號稱是最聰明的人,針對這些問題應該能夠找到好的解決方案。我們比較重視“新三板”,重視中小企業私募債,重視各種投資基金,農産品期貨,這對證券行業的健康發展非常有好處。兩個證券交易所深入實際,到中西部地區、工業園區進行溝通和聯繫,期貨交易所也做得很好,正在研發許多新的産品,拜訪了很多客戶,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直接的金融服務以外,間接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産品和工具同樣重要。要積極探索利率互換、外匯遠期、國債期貨、商品期權等金融工具,切實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風險危害,為實體經濟提供間接服務。

  第五,創新特別需要理解和包容。

  像柯達公司這樣的世界知名公司、百年老店,即使倒閉了,也值得人們永遠懷念。柯達不僅把膠片做到極致,而且正是它發明瞭為自己帶來滅頂之災的數位相機。經濟發展、技術進步,都會導致企業經營困難,這不是柯達公司一家的問題。我們現階段的金融創新,有相當多的“拿來主義”,很多實際上不是我們的原創。可以充分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這是有利的條件,但是也有其危險性,就是容易簡單照搬、食洋不化。創新不可能不犯錯誤,要懂得寬容,但還是要努力避免犯那種可以避免的錯誤。

  首先,要避免重復我們自己的錯誤。建議大家一定要認真讀一讀新近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朱總理在這套書裏,不少文章和講稿都提到我國金融領域中,過去曾經出現過的“亂拆借、亂貸款、亂集資”問題,以及證券期貨行業挪用客戶保證金問題。這些錯誤警示我們,在創新過程中一定要防止出現一哄而起、一哄而上。永遠不要忘記我們曾經有過的“開發區熱”、“房地産熱”和“股票熱”。第二要避免重復西方發達國家的錯誤。中國證券公司的杠桿率普遍很低,歐美投資銀行是我們的10倍,我們的杠桿率可以提高。但我們可能需要謹慎對待直投業務,我們的直接投資業務平均佔4%,美國高盛、摩根佔1%,我們還是比較高。

  推進證券業創新需要把握的原則是:(1)嚴格區分公募和私募,逐步完善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如果區分得當,一多半的風險可以避免。(2)永遠不做自己不懂的産品。要將場外交易和櫃檯交易納入登記、備案制度,保持一定的透明度。(3)不取不義之財。一定要牢固樹立誠信觀念,繼承優秀的中國金融文化傳統,特別是對客戶,一定要有充分的風險提示機制,不欺騙客戶、蒙蔽客戶,這是好的投資銀行和差的投資銀行的根本區別。(4)風險敞口始終保持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5)時刻做好經營狀況向最壞方向發展的準備,要有逆週期的撥備。

  第六,證券公司應該勇敢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首先是行業的責任。中國的金融創新主要集中在直接金融領域,間接金融領域也有,但不那麼多。也就是説,創新主要集中在證券行業、基金行業、期貨行業等方面。當然,我理解的證券行業是一個開放的行業,不能局限為就是109家證券公司26萬人。金融行業的相互交叉是必然的,關鍵是要分業監管、行為監管、公平競爭。

  證券業要發展必須開放。要堅持自主漸進、互利共贏、風險可控。自主,不是搞自我封閉、自我保護,而是有利於我們學習先進經驗和技術。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時期內,我們是以“引進來”為主,這是正確的,也是必然的,因為它符合我們的核心利益。外國人來中國辦廠設機構,要求我們開放市場,根據對等原則,我們也可以到對方市場設機構。但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需要技術和資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我們開放了市場又有多大意義?因為我們的知識和技術要靠間接的學習和利用,所以以我為主,就是從金融業、國民經濟發展的最緊迫的需要出發,從我們金融業發展的現實階段出發。

  我相信,只要具備開放的心態,證券業也好,投資銀行也好,發展成熟的速度就會大大加快。我在商業銀行工作時深有體會。從2004年開始到現在,有幾百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但市場份額到現在也只有2%左右,這是平等競爭的結果。外資銀行網點不如我們多,對當地的文化不了解,怎麼能競爭過中國的銀行呢?如果中國的銀行也使用先進的管理方式、同樣的網路、同樣的IT、同樣的ATM機,肯定比外資銀行好,沒有什麼做不好的。國有商業銀行的重組上市過程中,外資銀行參股最高的達到將近20%,有人説中國的銀行變成外資的提款機了,如今賺錢了要撤了。外資確實賺了錢,但中國的商業銀行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技術水準進步了,經驗方面提高了,人才培養了,最根本的是勞動生産率迅速接近了發達國家銀行。

  其次是市場責任。你們是市場的組織者、主要參與者,市場是否有秩序,是否公開、公正、公平,投資者權益是否得到足夠保護,證監會有責任,你們在座各位都有責任。比如説發行、退市、分紅制度的實施,上市公司的治理,都得靠你們去監督,去教育,去培訓。

  證券公司上市我們都贊成。但為什麼有的公司發行市盈率達到40、50倍?如果市場認可、投資者認可,定80倍也沒問題,但投行保薦人必須要説出道理來。對企業的定價絕不能建立在搞關係、講人情、相互交易、送禮等不公平做法上。要建立誠信檔案,嚴格按照法律追究,法律如果沒有規定則可以建議推動修法。總之,要採取最嚴格、最嚴厲的措施,遇到一單處理一單。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投資銀行家應該最清楚這一點。

  最後還有社會責任。這次會議印發的《關於推進證券公司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的思路與措施》的徵求意見稿,專門有一段寫社會責任。表面上看這和創新大會關聯不大,是我建議寫進去的。

  證券公司也好,證券行業也好,必須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牢固樹立誠實守信、依法合規、關心國家、熱愛人民、扶貧濟困、綠色環保的理念。證券公司黨組織和管理層也要討論是不是有精神懈怠的危險,是不是也有能力不足的危險,是不是存在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在座的很多人也是下過鄉、扛過槍,在工廠裏幹過活的,任何時候,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和國家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要盡可能地多到社會基層走一走,多和普通群眾在一起聊一聊,這樣就和社會保持了一種緊密的聯繫。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企業都應當組織更多的專業或業餘活動,深入社會實際。

  深交所黨委開民主生活會時,一些同志在發言中認真分析了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提出中國絕不能出現像美歐那樣,由於少數金融機構向其管理人員,支付與他們的貢獻和責任嚴重脫節的高收入,而造成的對社會的撕裂,即所謂1%和99%的嚴重對立。我們確實不能也不應該産生這種華爾街式的社會分裂,我們也完全有能力避免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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