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在上海的幾處寓所

　　作為一個文學家，夏衍一生筆耕不輟，創作了《包身工》、《法西斯細菌》、《上海屋檐下》等大量的文學作品；作為一個革命家，夏衍意志堅定，智慧超人，就從他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住所的選擇上，可以看到他做事的不同凡響。

　　1927年，夏衍從日本回到上海，先暫住在好友蔡叔厚的紹敦電機公司的樓上。這是一家坐落在吳淞路有恆路口的電機修理公司，電機修理的招牌具有很好的隱蔽性，從事革命工作不易暴露；老板蔡叔厚又傾向革命，與夏衍是浙江甲種工業學校的同學，意氣相投。雖然大革命失敗，上海一片血雨腥風，但夏衍住在這里還是很安全。和他一起住在公司樓上的還有共產黨人張秋人和楊賢江兩家。

　　不久，留在東京求學的女友蔡淑馨難耐相思之苦，也回到了上海。但他們的婚禮，一直到1930年的暮春才在上海舉行。當時，夏衍已經30歲了。關于夏衍的晚婚，先是因為求學在外，後是生活動蕩，找不到一所合適的房子。據夏衍的兒子沈旦華介紹，夏衍對居所是很講究的。他是一個地下工作者，隨時都有性命之虞，他希望找一所安全的房子，能在危急時刻給妻子和家人有一個生命的保障。他在上海找的第一個獨立的居所是虹口塘山路業廣里42號。它的隔壁是姑媽家的房子。兩家之間，在亭子間的壁櫥里設計了一道暗門，一旦大門被堵，還能夠從暗門逃走。1930年初，他搬到這里，和蔡淑馨喜結良緣，還誕生了他們的女兒沈寧。此時的夏衍已經秘密地成為中共左翼運動的幹將，公開的身份則是學者、翻譯家。

　　琚滬戰爭結束後，夏衍又從業廣里搬到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38號。普益里，這幢一開間半的二樓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紹的，“頂費”花了250元，在當時不算太貴，而這所房子的好處，在于有前門和後門，房子的門牌在愛文義路，而另有一個後門在麥特赫斯特路。萬一有事，可以從後門溜走。正因為有這個好處，夏衍的住所還成了共產黨領導的上海文化委員會成員碰頭的地方，成了夏衍與周揚、錢杏村、杜國庠、田漢、瞿秋白等人交流工作的安全場所。所以，夏衍在《懶尋舊夢錄》里說:“雖非狡兔，卻有了三穴。”在這里，夏衍又迎來了兒子沈旦華。

　　抗戰勝利之後，夏衍的夫人和子女由重慶回到久別的上海，夏衍尋找的房子是靜安寺路重華新村59A幢，與歷史學家胡繩一家合住。這里同樣有兩個出口，前門出口在南京西路，路口有梅龍鎮酒家和大夏大學，後門出去穿過一個窄門能與靜安別墅相連。夏衍安頓好家屬，受黨的委派，不久離開上海，輾轉香港、新加坡，辦進步報紙，寫專欄政論，編電影劇本，還宣傳新政權的政策方針，直到1949年，他隨大軍南下接管上海，才又見到妻子兒女。這次探望還很具戲劇性，5月27日下午4點左右，他處理完有關事務，就叫了一輛吉普車，穿著軍裝，佩著手槍，匆匆趕回一別三年的重華新村。弄堂里的所有居民都用驚奇的目光注視他，因為入城大軍全露宿街頭，怎麼這個軍官單獨走進了老百姓的家？走進家門，妻子也大吃一驚，那個書生丈夫怎麼變成了軍人？當他回到“文管會”，負責保衛的人認為這是一次“冒險”，馬上向上匯報，給夏衍配備了警衛和專車，他儼然成了一個被保護的“目標”。夏衍雖然渾身不自在，但此時的他不再是上海灘上的自由撰稿人了。到1950年，他們一家搬到了安亭路41號。

　　夏衍對居處環境的講究，是要適應復雜的鬥爭形勢，這也是他在白色恐怖下從事革命工作多年而沒有蹲過國民黨監獄的一個原因。

　　楊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