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回來時,語言對郭老來說也一個難題。據他介紹,自己剛回來的時候,普通話不太會講,寫更不怎麼會,雖然日語水平應該算是非常好的,但沒有用處,所以,只有慢慢磨練自己的語言文字能力。
在蔡世雄的記憶中,他家在“文革”時受到衝擊,因為有著“臺灣”及“日本”的歷史因素,他父母很容易被懷疑為“特務”。那時候,蔡世雄跟弟弟去父親工作的醫院澄清事實,這個事情不知道被單位的誰知道了,要寫他的大字報,說蔡世雄要給其父翻案。後來,他才知道是自己的領導不讓這些人貼,並告訴他們寫大字報的目的是教育他,但是他本人當時不在所里。
在推薦出國的問題上,由于蔡世雄的背景原因,當時也受到很大阻礙。一直到改革開放後,單位推薦他到國外留學,筆試和口試通過了,後來的一些程序也妥善地辦好了。
對生在日本的林明美來說,1953年回國面臨著三個難關:第一個就是語言關;第二則是生活關,因為自己從小在日本長大,根本不習慣中國的飲食;而第三個就是工作關,這在她回國3到5年後,基本上才“挺過來了”。
憶及艱苦歲月,作為女性的林明美回憶了自己拼命工作的情形,尤其是參加體力勞動。當年在天津參加海河勞動,大概56萬勞動大軍大幹了40天,工作環境極其苦,而林明美完全是拼命咬牙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時光。
李玲虹回憶起自己做廣播生涯的時候說,早期對臺灣廣播要求“爭分奪秒、準確無誤”及時播出,經常碰上正在家里吃飯,就被樓下的叫聲,叫去“趕稿”,有時候三更半夜也要她趕去播出。領導上為了“照顧”工作方便,分配給她家的住所離播音間最近。那個年代真是不分早晚、節假日,只要一有播音通知,就立刻跑到播音間開始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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