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看南京大屠殺：自己何嘗不是“和平時期的笨蛋”

　　“這些手印是誰的啊？”

　　在展廳起伏不平的空間里，紀念館把有限的一部分空間留給追求和平的日本人。

　　日本女教師松岡環因為日本教材里缺了南京大屠殺，自費來紀念館參觀。在這里看到的“另一場”戰爭，促使她採訪大屠殺的幸存者和施暴者。

　　通過一本《第十六師團第三十三步兵連隊第一機關槍中隊戰記》，她挨個給上面的日本士兵打電話，只要對方還健在，她即刻動身前去採訪。

　　“你不是日本人！” “南京大屠殺根本不存在！”吃閉門羹是常有的事情，這個身高不到1米6的小學教師，一次次被拒絕，又一次次背著攝像機和錄音機出發。她曾在兩天內接到日本右翼勢力130多個威脅電話，還有人到她學校散發傳單，說她收了中國人的錢，該被開除。

　　青年攝影師宮田幸太郎，瞞著爸爸6次前往南京拍攝幸存者照片。在日本舉行的攝影展上，日本右翼媒體來勢洶洶質問他：“都說了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了，你怎麼還辦這樣的攝影展？”

　　這些年，來紀念館參觀的日本人很多，出版的書籍和舉辦的展覽也不少，可讓紀念館日語翻譯蘆鵬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一場一群日本老人搞的漫畫展。

　　那場展覽名叫“日本百名漫畫家憶停戰日”，參展的漫畫來自一群漫畫家，追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那一天”自己的所見所想。

　　團隊臨行前的新聞發布會，日本右翼媒體瘋狂攻擊召集人石川好，“日本人受傷的心怎麼能展示在南京人的面前？”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展覽這些漫畫，這樣的胸懷你有嗎？”石川好回答的聲音顫顫巍巍，語氣卻“堅定有力”。

　　一個個頭發花白的漫畫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不會原諒自己”，但這些老人“堅持要去中國”，他們在腰上裹了白色帶子做好了“以死謝罪”的準備。

　　我本以為，錯落的地面會把我徹底引向悲涼和仇恨里。就像過去十幾年來，我接受的教育那樣——一提到南京大屠殺這五個字，腦子里一下子就蹦出鮮血淋漓的屠殺場面。

　　可紀念館的某些地方，卻讓我看到了戰爭的“另一面”。它是戰後幾十年一些日本人的行動，更有一些“看似無關輕重”的歷史細節。

　　比如，那一面記錄了上百雙手的手印牆。紅色的凹槽里，那些蒼老的手印有的變形到像雞爪，有的纖細瘦弱到如同一個幼兒的手，這是紀念館工作人員跑遍了全國幾十個省份後，採集到的抗戰勝利老兵的手印。

　　我把手放進去試圖觸摸，卻發現那一雙雙變形、衰老的手，幾乎沒一個能裝下我這雙略顯嬰兒肥的手。

　　一旁的講解員說，有老兵的遺屬一遍遍撫摸手印，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哭得卻像孩子似的。

　　還有小朋友問爸爸：“這些手印是誰的啊？”

　　年輕的父親一把抱起孩子，父子倆的手交疊在一起撫摸手印，“知道嗎？就是這些人，用他們的雙手趕走了侵略者。”

　　幾代人在這個歷史時刻重疊，像極了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的畫面。遊行隊伍里，穿著舊式蘇聯綠軍裝的老兵走在最前面，他們頭發花白、拄著拐杖。

　　跟在後面的，是年輕的俄羅斯人。他們都是老兵的遺屬，父輩已破損泛白的衣物套在身上，父輩的遺像揣在懷里。廣場響徹手風琴的聲音。

　　在那個紀念勝利的日子，這更像一種無聲的警示。

　　“我們是勝利者，也是受害者。展示戰爭的代價，不是為了點燃仇恨，而是提醒人們和平來之不易，再不能讓戰爭發生。”紀念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如是說。

　　那一刻，戰爭不再是我腦海里堅船利炮的對抗，也不是血海深仇的憤怒了，我對它的理解更復雜、更多元了。

　　“為什麼這些日本人一定要來中國？”

　　“為什麼，為什麼這些日本人一定要來中國？”

　　“宮田為什麼要拍這樣的照片？他父親是侵華日軍嗎？”

　　“松岡環為什麼一定要採訪侵華日軍？她沒想過放棄嗎？”

　　我的問題像連珠炮一樣，一個接一個砸在蘆鵬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講了一個關于“笨蛋”的故事。

　　宮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華日軍沾不上邊兒，相反，他的父親是鋼鐵公司的社長，熱愛攝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為幾張攝影班同學拍攝的、有關“二戰”幸存者的照片，這個濃眉大眼的日本帥哥從此掉進了這段歷史，“一發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卻真實的歷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宮田向蘆鵬吐露了自己的苦悶，他說自己就是個“和平時期的笨蛋”，“我理所應當地享受著和平，卻從沒想過，戰爭是什麼，歷史是什麼”。

　　這一點兒也算不上危言聳聽。拼了命也要來中國參展的日本漫畫家森田拳次，幾年前看到一份問卷調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人已佔總人口的七成。

　　對他來說，這是漫畫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場戰爭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齡，如今的人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那時的事情簡直像假話似的。”

　　108位漫畫家飄洋過海來到中國，把自己對于戰爭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給中國人：

　　戰敗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熱得似乎能烤著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燒死的屍體”；

　　是“空襲警報激烈鳴叫的聲音在頭頂上晝夜不停地轟鳴”；

　　是“那時的青年沒有活得久一點的奢望。也從未想過能活長久”。

　　是“大家都被戰爭弄得團團轉，我一個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兒不對勁兒……”

　　所以，戰敗對很多人意味著解脫，哪怕這些漫畫家在當時不過20歲出頭。“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從那樣的心境獲得解放我太高興了。”“8月15日盡管令人覺得羞恥，但也是撿回性命的日子。”

　　此後的幾十年，這些逐漸衰老的漫畫家們一直努力地反思戰爭。漫畫家泉昭二在8月15日當天，看到一名青年軍官自殺，還有少年飛行兵接受不了戰敗，開著飛機一頭扎進了太平洋。

　　當時只有13歲的他，在60多年後寫下：“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過至少也該在那之後活上3天，冷靜思考一下，不必白白舍棄年輕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著軍國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里，這場漫畫展“無論如何也要來到中國”，因為躲過戰禍延續生命至今的每個人，創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會成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標。

　　聽完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嘗不是“和平時期的笨蛋”呢？除了滿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萬，我又對戰爭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電視新聞里不停說著“抗議”、“嚴重抗議”的人，之後依舊上我的班、打我的網球，過著小確幸的日子。　　這樣的“和平時期的笨蛋”，只有我一個嗎？

　　在紀念館的參觀者中，曾有中學生指著曾參與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問，“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師服啊？”

　　盡管，紀念館已經入圍外國人知曉江蘇標志性地點的前3名，可依然有許多普通的歐美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戰”還有亞洲戰場。

　　前不久那場更換南京大屠殺課文的熱點事件，也讓我收獲了不少“同類”。語文出版社撤掉溫書林所寫的《南京大屠殺》，消息一出，很多網民聲討“怎麼能更換南京大屠殺的課文”，我一股火兒躥起來，也順手點了個讚。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換該篇的張純如寫的《死里逃生》，也是在寫南京大屠殺。

　　發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頗有意味。熊本縣士兵屠殺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認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協會幾乎每年都到紀念館懺悔謝罪也是真的，他們植樹、誦經、手繪呼喚和平的紫金草，甚至從養老金中摳出資金邀請幸存者赴日證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來，幾乎年年相見，如今遭遇天災，我們表達善意的問候，這是人類共通的情感！我們要銘記歷史和國恥，我們也要祈願和平，而非宣揚仇恨。”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說。

　　再厚重的歷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