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館弦歌”讓歷史照見未來

　　文 | 吳三川

　　“有青年，才有未來。”在最近上映的《坪石先生》中，電影一開場，便是中山大學教授黃際遇給出的答案——1938年廣州淪陷後，當時的國立中山大學是去還是留？這份堅守與抉擇，是對“什麼最重要”的有力詮釋。

　　而這樣的烽火弦歌絕非獨唱。“南渡北歸”的故事，並不只發生在赫赫有名的西南聯大。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節點上，許多高校博物館推出了抗戰主題展覽，讓社會大眾得以回望，在民族危亡之際，前輩學人如何不辱賡續文脈的使命，堅守知識分子的風骨，踐行科學報國的大道。對初入象牙塔的青年學子而言，以高校博物館、校史館、圖書館、老建築為切口的“開學第一課”，同樣觸及靈魂、直抵人心。

　　走進這些“校館”，倣佛走入了鮮活的歷史現場。在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大至愛國情懷、民族氣節，小至聲聲叮嚀、噓寒問暖，那些寫于抗戰時期的家書，讓歷史的體溫變得如此可感；在復旦大學《共產黨宣言》展示館，老校長陳望道的舊居，如今成為真理與信仰的生動課堂，當一切變得具體起來，“真理的味道”便有了穿越時空的力量；走進湖南大學，中國唯一舉行抗戰勝利受降儀式的大學，有一座被稱為“紅樓”的科學館，校舍牆上彈痕依舊，老圖書館只剩幾根石柱靜立，宛如一座座教育的豐碑。

　　“我不再是一個局外人，而是和這段歷史、這份精神綁定在一起了。”一名青年學子的感慨，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從“中興業，須人傑”，到“隨校播遷，輾轉不悔”，從“授業于田野之間，樹人于實踐之中”，到“打起背包就出發”，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鋪陳，不是遙遠的符號，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承與開拓，是一個民族刻在基因里的堅韌與篤定。那些珍貴的實物、圖片、影像，乍看或許並不起眼，卻連接著過去與未來、學術與社會。

　　早在博物館熱方興未艾之時，許多人就發現，高校的文博資源也是一座“寶藏”。相較于社會公共博物館，在資金、管理、規模等方面，大部分的高校的場館不佔優勢，但勝在特色鮮明、“博”有專攻，對特定的群體而言，還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比如，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是我國高校第一所考古專題博物館，許多文物都是北大師生考古實踐發掘而來；有的校博館藏更是出土于本校，“就地取材”的器物，蘊含著“就地轉化”的力量。

　　無怪乎，有人將高校的文博資源比作“大學中的大學”。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物館內，“北京一號”的故事讓人印象深刻。1958年，北航前身——北京航空學院的師生員工們僅用100天時間，就研制成功“北京一號”輕型旅客機。當校史與報國史同構、個人志向與民族復興同頻，那些求真探索的科學精神、篳路藍縷的崢嶸歲月，也必將迸發新的時代活力，讓青春擁有最堅定的航向。

　　編輯　宋佳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