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大公報》一創辦，便大膽地議論時政，呼吁慈禧不要“垂簾聽政”，擁護光緒親政，從鼓勵“保皇斥後”轉而呼號“君主立憲”，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面對袁世凱對新聞的扼殺，《大公報》奮起反擊，直到11月22日，英斂之還是不肯罷手，繼續撰寫《論駐粵美國領事函請岑督封禁報館事》嚴正表示“執筆人之天職”是：“闡發公理也，激揚公論也，開通民智也，維持國力也。之數者，皆執筆之士，臨死生患難、刀鋸鼎鑊而不易其宗旨也”。禁郵禁讀不行，袁又採取拉攏的辦法。袁曾幾次以重金收買英斂之，均遭拒絕。
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2007年5月17日第5版，作者：王鵬，原題：《《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其人其事》
英斂之，名華，字斂之，號安蹇，滿族正紅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他幼年家貧，“家世微寒，先代無達者”。1895年，康有為“公車上書”，聲震全國。1898年，32歲的英斂之也寫了一篇《論興利必先除弊》，對康有為的一些政治主張表示讚佩。1902年（即《大公報》創辦那年）他在自己日記本的扉頁上題了這樣一首詩：“獻身甘作萬失地，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闊立多時。”英斂之是有思想的人，敢于發表政治主張。辦一份日報，是最理想的表達自己意志的方式，他決心“闖蕩”報界。
《大公報》的籌組和創刊
據英斂之日記載，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訪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總管、教友柴天寵。柴約請英開設報館，並答應幫助“募集股本，甘為賠墊”。英斂之很爽快地答應了。
柴天寵是《大公報》的大股東，《大公報》的另一個大股東是王郅隆。拿錢入股的還有張連璧、李敬宇、朱志堯等以及法國主教樊國梁，《天演論》的翻譯者嚴復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創刊。創刊之時，八國聯軍已佔領天津兩年了，《辛醜條約》的簽訂也近一年。八國聯軍組織的“都統衙門”統治著天津。那時的報界，“中國南北縱橫，報館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數，四五家而已”。
在《大公報》創刊號上，刊登了英斂之撰寫的《大公報序》曰：“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凡我同人亦當猛自策勵，堅善與人同之志，擴大公無我之懷，顧名思義，不負所學，但冀風移俗易，國富民強，物無災苦，人有樂康，則于同人之志嘗焉，鄙人之心慰已。”這就是說，針對當時那種國破民奴、封建專制主義烏雲籠罩全國的嚴重局面，英辦《大公報》，同戊戌時期一樣，仍要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學術文化思想，對“我同胞”進行反封建的思想啟蒙工作。
《大公報》初出一大張，成書版式，用中國毛邊紙印刷，僅有一面。報頭刊有法文：“L’lmpareial”，為“無私”之意。關于“大公報”三字的寓意，英斂之解釋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報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斂之自任該報總理、撰述、編輯諸職，總攬言論和經營的全權。
要求慈禧歸政
《大公報》一創辦，便大膽地議論時政，呼吁慈禧不要“垂簾聽政”，擁護光緒親政，從鼓勵“保皇斥後”轉而呼號“君主立憲”，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1902年6月21日，英斂之在《大公報》上撰寫《論歸政之利》一文，公開要求慈禧撤簾歸政。文章強調指出，只要“太後”一歸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滿漢利，民教利，新舊利，宮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無不利。”他還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親信、軍機大臣——“剛毅國賊”，禍國殃民；指責反對慈禧歸政的大臣為“諂媚之小人”。
就是在這篇《論歸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斂之還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鑾以後搞的一套假變法及其腐敗朝政，說：“盱衡時事者謂此次變法，雖曰力祛偏私，實事求是；其實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態，毫無精神于其間。恐泄泄沓沓，仍沿從前之陋習。既未將舊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將舊日之秕政，凡可以渙吾民心阻吾進步者，一一鋤之務盡，鹹與維新。亦不過稍涉皮毛，欺飾耳目，藉以塞責。若是者，僅得謂之變名而已，非變法也。”
同情愛國人士
1902年4月8日，清廷與沙俄簽訂了《交收東三省條約》後，沙俄不肯履約，不肯撤兵。俄駐華公使雷薩爾提交清廷外務部總理慶親王奕𤄿提出“密約七條”壓迫清廷承認，其中有“中國不得將東三省之地讓與他國或租貸與他國”等款項。進步人士沈藎了解到這一情況後，披露給日本報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滿，紛紛詰問清室。
慈禧得知“密約七條”被揭露，異常被動，立刻派人徹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發是沈藎所為。1903年7月17日，沈藎被捕。英斂之得知沈藎被捕的消息，于21日在《大公報》“時事要聞”欄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傳旨將其“立斃杖下”，用刑極慘。8月2日，《大公報》全文刊錄了沈藎“絕命詞”四章，其末章雲：“今年三十有一歲，贏得浮名不值錢；從此興亡都不管，靈魂歸去樂諸天。”4日又詳細報道沈藎杖斃一事，寫道：“拿交刑部之沈藎于初八被刑。……茲聞是日入奏請斬立決，因本月係萬壽月，向不殺人。奉皇太後懿旨，改為立斃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諳習，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飛裂，猶未至死。後不得已，始用繩緊係其頸，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報道說：“當杖斃時，先派壯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終未出一聲。及至打畢，堂司均以為斃矣。不意沈于階下發聲曰：‘何以還不死，速用繩絞我。堂司無法，如其言，兩絞而死’。”這一報道，其慘狀不忍于睹，引起讀者的義憤。
1907年7月，清政府殺害革命黨人徐錫麟和秋瑾之後，《大公報》也曾發表文章，批評清政府的株連黨禍。文章譴責對徐錫麟的啖肉剜心，為見于二十世紀中國的“野蠻兇殘行徑”；對秋瑾這一女子，“以猛獅搏兔之力擒之。……既無證據，又無口供，遂處斬刑”，已經達到了“野蠻已極，暗無天日”的地步。
抵制袁世凱的扼殺與收買
1894年，美國與清政府訂立了一個為期10年的、載明“兩國政府願合力辦理，禁止來美華工”的條約。1904年這份條約到期，美國方面要求繼續保留“禁止華工”條約中的主要內容。消息傳到中國，各地迅速形成一個控訴美國排華罪行、反對美國經濟侵略的愛國運動。
英斂之和他主持的《大公報》積極響應風靡全國的反對美國虐待華工的運動，鼓動天津市民抵制美貨，拒登美國廣告。
《大公報》于1905年5月23日登載上海商會發起抵制美貨通電，6月11日登載“本報不登美商告白”的啟事。當時正在天津的袁世凱，看到《大公報》宣傳抵制美貨，勃然大怒。袁世凱通過天津巡警局，以“有礙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郵禁閱《大公報》。8月17日，《大公報》刊登英斂之“啟事”：“抵制美約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風應，凡華字報無一無之，敝報當仁豈能獨讓？故隨諸君子之後，亦盡國民一分之天職。誠以此舉關係中國前途者既遠且大也。今不幸敝報獨觸當道之怒，嚴禁士人購閱，不準郵局寄遞，為不封之封”，並指明這個當道“實為我最有權力之長官”，即指袁世凱。接連幾天，英斂之撰寫多篇抵制美貨、反對“袁長官”的詆毀愛國運動劣跡的文章，報紙的零售量驟增。當時，《大公報》設在租界內，事實上袁世凱的禁郵禁讀令只能在租界外執行。
面對袁世凱對新聞的扼殺，《大公報》奮起反擊，直到11月22日，英斂之還是不肯罷手，繼續撰寫《論駐粵美國領事函請岑督封禁報館事》嚴正表示“執筆人之天職”是：“闡發公理也，激揚公論也，開通民智也，維持國力也。之數者，皆執筆之士，臨死生患難、刀鋸鼎鑊而不易其宗旨也”。禁郵禁讀不行，袁又採取拉攏的辦法。袁曾幾次以重金收買英斂之，均遭拒絕。
英斂之經營《大公報》實際上只有十年時間（1902—1912年）。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華民國立。2月15日，臨時參議院批準孫中山辭職，選舉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這時的英斂之身體漸衰，加之袁世凱掌權，不免心灰意懶，不再拋頭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報》改印“中華民國”的年號，同日刊登“告白”：“本館總理英斂之外出，凡賜信者俟歸時再行答復。”從此，他偕夫人來到北京，隱居香山靜宜園。
1925年初，英斂之創辦“公教大學”，後改稱輔仁大學，英任首任校長。因英所居香山靜宜園在松樹叢中，自號“萬松野人”，著有《萬松野人言善錄》，是宣傳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報紙上所寫的論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斂之因主持《大公報》而馳名，隱退後成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當時有“南馬（相伯）北英”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