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羅大佑
最新一期的香港《亞洲周刊》刊出對臺灣音樂人羅大佑的採訪。羅大佑表示，自己對臺灣政治的批判轉趨淡然，對社會文化有全新的反思，也反映在自己的最新音符中，並全力創作新的音樂劇。
文章摘編如下：
臺灣音樂人羅大佑唱出人生新旋律-充滿人文情懷的歌手羅大佑，在五十七歲之際突然想到當父親，正與香港女友努力“造人”。他對臺灣政治的批判轉趨淡然，對社會文化有全新的反思，也反映在他的最新音符中，並全力創作新的音樂劇。
紅遍全球華人世界的知名歌手羅大佑暌違多年，這陣子再度活躍舞臺，2008年與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岳一起組成縱貫線樂隊，在春晚亮相，並開始世界巡回演唱，掀起瘋潮，一年後縱貫線解散，羅大佑單飛，開啟新的演唱生涯，從北京，一路唱到上海、成都、廣州，一直到十二月臺北演唱會，一波接一波，場次之密集，連當紅的天王歌手也要自嘆不如。
這位今年五十七歲的華語流行樂教父，做音樂、玩音樂的熱力依舊四射，在臺上的嘶吼、彈唱，所散發的激情，讓現場粉絲很難不被他感染；當跟他同時代的歌手多數都已淡出舞臺時，唯有他仍屹立不搖，教父還是教父。
從2004年三一九槍擊案以後，羅大佑就沒有在臺灣長期定居，他往返兩岸三地，近年多住在香港跑馬地。這次回來他戴了一副黑框眼鏡，臉上更添柔和線條，卻掩不住那雙銳利的眼神。這位以社會觀察者自居的歌手，以批判做武器，他那獨特的政治旋律已經轉調，對政治的批判轉為淡然。
羅大佑透露，在快六十歲之際，想生小孩。盡管他不結婚，他和香港女友正努力“造人”。他透露，如果一切順利，可望在明年農歷龍年誕下“龍兒”。
近年他的創作轉向音樂劇，很久未再推出新專輯，稀有的新作《天使的眼淚》、《握手》等轉向情歌路線，對粉絲是全新的感受。一名坐五望六的歌手，能有如此大的突破，實屬不易。
羅大佑做音樂態度一絲不茍，現在歌手開演唱會，習慣在臺上放提字機，以備歌手忘詞，但他堅持不用，並嚴格要求團員記住歌詞。他強調，“看詞不是演唱會一部分”，觀眾花錢買票就要讓他們看到最精彩的表演。
這位流行歌曲天王充滿赤子情懷，偶而他會為夢到一段美妙的音樂而開懷不已，“我想孔子說要夢到周公可能也是這種感覺”。以下是羅大佑接受亞洲周刊訪問的內容紀要：
亞洲周刊：你從香港看臺灣，對臺灣這幾年的政治演變有什麼特別的觀察？
羅：我覺得已經好多了，你不覺得大家現在都不緊張了嗎？這就是最好的。這次“總統”選舉看得出來，火爆氣氛就沒有以前那麼厲害了，最明顯就是坐出租車，所有的司機都不跟你hot sale了，收音機不會開那麼大聲，他也不會跟你傳講他的政治觀點，這就很好啦，我現在媒體里面，也不會講我支持誰，或者講我的政治立場。
亞洲周刊：歌曲創作是不是減少了，好久沒有聽到你新的作品？
羅：我後年要做一個音樂劇，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歌，現在不論寫什麼歌都會被盜版，所以我盡量要保護自己的創作，一張唱片有十首歌，一張EP有兩首、四首歌，很容易就被盜版掉，我現在比較多的創作是放在音樂劇上面。
亞洲周刊：你想寫一首紀念喬布斯的歌嗎？
羅：已經有很多作品為喬布斯寫出來了。
亞洲周刊：你覺得臺灣的政治已經慢慢步入正軌，沒有什麼可以批判的，現在音樂創作關心的主題是什麼？
羅：我關心的主題講大一點，像今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假如地震是把人震開、破壞掉的話，我覺得應該把破壞的東西重建起來，把震開的東西組合回來，把毀掉的家園、過世的親人在新的一代再重生出來，我想搞出來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科技沒有辦法幫我們找回這些價值，我們是屬于戰後嬰兒潮，我們沒有經過二戰，但我們聽父母講戰爭有多恐怖，很多臺灣人被下放到南洋去，我父親就是跟著日本的軍艦到新幾內亞去，一千個人去三百個人回來，我父親很幸運是三百個人中的軍醫，上一代在外省人中是逃難，我們很幸運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我們下一代都是科技的一代，手機、iPhone、iPad，我們這一代身上還保留人的價值是怎麼樣的一代，我們有義務把我們人是怎麼樣的價值傳遞給我們下一代。
亞洲周刊：在你的歌曲中可以體現很多這種人道的關懷。
羅：歌除了感情以外，什麼都不是，我們活在歌的世界，餐廳、機場、廣告、電影里都會放歌，但我們對歌並沒有感情，這讓我嚇一跳，大家對音樂完全沒有感覺，很多廣告告訴你要慈悲，對別人要有感覺，可是我們變成無感了，我們寫歌的人借著大量的傳播工具，散布給人說我們要有愛心、不要關心名利，結果我們在幹嘛？所以應該做得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溝通。
亞洲周刊：你現在的創作方式還是跟過去一樣，先自己跟自己對話，然後講出旋律來？
羅：我覺得滿開心的是，我現在做夢的時候早上起來聽到一個旋律馬上拿iPhone把它錄下來，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多秒鐘，我很開心，我想孔子說要夢到周公可能也是這種感覺，好在還有這個夢。
亞洲周刊：你沒去過鹿港，也可寫出《鹿港小鎮》這種膾炙人口的歌曲？
羅：那是幻想曲，我很坦白。
亞洲周刊：後來有去過鹿港嗎？
羅：臺視要拍一個《鹿港小鎮》MV，我才去，很慚愧。
亞洲周刊：這幾十年來，你不斷顛覆自己，現在回頭看，你創作上最大的突破是什麼？
羅：在創作上我自己認為最大的突破是對語文的掌握，如果反過來講的話，在語言上面找到把它變成一種感情，把它用話講出來，因為有些人說我是用旋律在寫歌，假如反過來的話，現在講話用語言，語言跟文字是兩回事，寫歌是用語言，語言把它找到一種情感的發抒方式，這是我覺得突破的東西，這個突破的keypoint就是《童年》這首歌，《童年》寫這麼久的原因就是因為要用一種白話的方式把它用現代的語言表達出來，它是七十年代的創作，在八十年代我讀大學時才發表出來，因為我們醫學院念得比較久。
亞洲周刊：《童年》是你小時候的經歷嗎？
羅：當然，那種經歷當然是我自己從宜蘭的經歷，加上臺北的經歷，一直到高雄也有，慢慢累積出來的。
亞洲周刊：現在KTV點唱率最高的並不是《童年》，而是《戀曲一九九零》？
羅：《童年》的歌詞不容易記，第一歌詞太長，第二它整個結構並不是流行歌曲的型式，《童年》只有主歌，《戀曲一九九零》就有主歌、副歌。
亞洲周刊：你寫那麼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現在會不會有一種直覺，就是可以判斷出哪首歌會紅，會讓大家朗朗上口？
羅：不知道，我總覺得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寫出一首流行歌曲出來，我只知道這首歌自己寫出來是一首好歌，所謂的好歌是自己滿意的，寫到自己的心情里面，我覺得這首歌應該是滿適合我這個年紀的人可以感受的歌，就像陶?這一代的人，寫到陶�斑o一代的歌，周傑倫這一代的人，寫到周傑倫這一代的歌，方大同這一代的人，寫到方大同這一代的歌，他們寫到這一代人的感覺，他們自己會知道的。每一代詞曲創作者都會有一種時代創作的節奏，一種跟空氣的共鳴跟色彩，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特定的語言。
亞洲周刊：現在心情不好時還是會彈琴抒發一下？
羅：對，需要。我們需要跟旁邊的器材產生一種互動，這樣你自己可以平衡自己，我們本來就是跟旁邊的環境在產生一些互動，跟旁邊的能量產生一些交換，你覺得環境的能量太負面的話，你把它吸收過來，如果這些東西不夠的時候，你也嘗試給它一些東西，創作的氛圍就是這樣。
亞洲周刊：你選擇當歌手，而放棄做醫生，會有什麼遺憾嗎？
羅：沒有，還滿覺得非常不遺憾的事情，做過醫生再來做歌手，滿大一部分幫到我的創作，我後來了解這是創作的先修班，它讓我了解生命是什麼？很清楚的、很科學的、很倫理的，讓我了解生命是什麼才開始創作。我們剛剛提到有關創作是情感，非常深入性、非常完整性、非常倫理性地去了解什麼是情感，這個情感是基于生命的前提之下去了解情感是什麼，如果那是人類的情感的話，這個創作的生命會是滿長久的，因為人類的生命不斷再成長。阿根廷作家波賀士(Jorge Luis Borges)提到一個人到一條流水里面去，不可能去同一條流水兩次，你去的時候都是不一樣的，你今天去淡水河，上次是不一樣的淡水河，不是河那個地方下來的水都不一樣，更重要是你每次去自己的心境都是不一樣的，你的變化甚至比淡水河更大。讀到這里我的感受很深。(童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