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與學生陳芳明在養生村書桌前對談
“戰爭是世上最壞的事情”
繁體版《巨流河》的腰封上附有一句話，“讀了這本書，你終于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分子。”
齊邦媛卻對這張腰封感到生氣。書櫃里的數本《巨流河》一旁，壘了好些被她揪下的腰封。她語氣稍重地抱怨，“這書腰把封面上的房子遮住了，那是我們在重慶時被轟炸的房子，我心里面只有這些房子！”
她性格敏感、講究。在新書上寫下簽名，雙目像小鹿一樣警惕地問記者，“你們廣東不可以稱呼‘小姐’的，是吧？”
採訪在齊邦媛手寫《巨流河》的小書房里進行。落地窗外，墨色的山丘舒緩貼在天際，日升月落倣佛近在咫尺。“在這里，我可以完全有尊嚴地活著”，這是臺灣一家醫療設施很不錯的養老院，她每日于房間、餐廳、花園三點一線間獨來獨往。
1925年，齊邦媛兩歲，父親齊世英帶著國外的民主革新思想回國，跟隨郭松齡兵諫張作霖，戰敗巨流河，被迫流亡。六歲時，齊邦媛跟隨父母從南京、北平，跟著撤退的路線一路往西南，在南開中學四川分校度過少女時期，後就讀國立武漢大學的外文係，師從朱光潛、吳宓等人。
這段時間，齊世英加入國民黨，曾被邀任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等職。齊世英也從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抗日初期創辦東北中山中學，招收兩千多名流亡學生，撤退到重慶時創辦了《時與潮》雜志。
盧溝橋事變後，齊邦媛跟著家人，還有父親安排下的七百多名初中學生，一起從南京逃往漢口。途中聽到無數淒厲的叫聲，有人從火車頂上被涮下，也有人因擠著上船掉下海。
“戰爭是世上最壞的事情”，她很明白，自己此生都不要原諒日本人，“為什麼人可以這樣傷害其他人”，“我非常討厭暴力。小時候被人欺負，從不反擊，只會在一旁哭。”
讓眾多讀者“八卦”的齊邦媛初戀對象、飛虎隊成員張大飛，在她心目中，足以代表被日本殘害的那些人。
令齊邦媛唏噓的是，這場還來不及發生的愛情卻成了今日《巨流河》的大賣點之一。在籌拍電影《飛虎隊》的導演吳宇森曾公開表示，“看了非常感動，但我沒有取得版權，不能納入片中”。齊邦媛不願將張大飛的故事拍成電影，因為“那無論如何將會是一種扭曲”。
聲調雖低，齊邦媛仍稍帶字正腔圓的東北口音，“直直”地表達不滿：“合著有個張大飛的愛情故事，你們覺得好看，張大飛就是個可憐的、倒霉的小年輕人！我要講的是更大的沉重。”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不只有愛情。她同情他，“他多可憐，父親被油漆慢慢燒死。到了他自己，二十六歲什麼都沒想清楚，就死了。”她還感謝他，在天上用生命保護地面的百姓，而自己只會躲，什麼也做不了。
齊邦媛講起過去，內心激動，不時地要用紙巾擦拭因患肝炎而不適的雙眼。
齊邦媛一生愛美，“美的東西常常都是對的”。有讀者評價《巨流河》，“書中最讓人感動的是，苦難人生中永遠不會消失的美、愛、崇高、勇氣、正義、悲憫”。
她在《巨流河》中一筆一畫地紀念，朱光潛老師對枯葉之美的疼惜；英美文學課上遇到雪萊詩歌的生死吶喊；遍地戰爭卻無意發現一片河岸小凈土的安心平靜；又或是一個眉山明月夜。
坐在對面的齊邦媛雙手慢慢撫摸眼前盛滿多彩環針的白色淺口水晶筆座，表情開心、明亮，“你看，它又重又不復雜，像精神上的快樂。還有這繽紛的夾針，真美。”
年輕時，在臺中一中教書，她每天都穿著旗袍上課，優雅的身段讓學生至今難以忘懷。
今天她八十六歲，出門前口里念叨，“這個絲巾要係著，不係會醜”。要拍照，她轉身走到衛生間，涂上嫩幼的口紅。讀記者手機里的短信，好奇地問，“你們喊我‘齊老太太’？好好玩噢！”
“知識分子要有一個冷靜的頭腦”
詩歌和人世情懷融合在一起，齊邦媛在大學里像個炸彈下的文藝青年，沉浸在對美、對詩歌的感受里，不參加政治運動，被同學嘲笑為“不食人間煙火”。
“山水多可愛啊，詩歌又那麼美。為什麼我要參加那些政治活動？”
還在樂山上大學的齊邦媛，曾經參加過當時“前進”的讀書會，會場上會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等歌，氣氛激昂濃烈。她寫信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勸她，吾兒年幼，要利用對功課的興趣好好學習，不必參加政治運動。
齊邦媛從此沒再去讀書會，卻遭到一些好友的排斥和諷刺。
到了二戰結束後，學潮運動在全國各所高校蔓延，校園充滿了政治動蕩的叫囂。
“我們同學百分之八十都迷共產黨，越是知識分子越是迷。”齊邦媛對此表示理解。
一個沒有階級差異、所有人愛所有人的世界如何可能？曾到德國海德堡讀歷史哲學的齊世英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告訴齊邦媛，“過度的允諾都是有問題的，過度的熱情也是有問題的。”家庭的訓練，讓齊邦媛對政治的東西總是保持一種審視的距離。
“知識分子要有一個冷靜的頭腦，對于任何主義，寧可在心中有距離地了解，慢慢地作選擇。這是尊重，做人要有個樣子。”聞一多的例子讓她印象最為深刻，“一個那麼有才氣的人，竟然像個孩子一樣瘋狂。”
回憶當年學潮運動中同學們狂熱的表情，齊邦媛笑得一顫一顫，“我父親也是，看到人鬧就笑，說這人怎麼這麼誇張”。
“我沒有什麼政治觀，只是喜歡自然進展，不可能一個答案解決所有問題。”她最討厭吵架，一家人從不吵架。家里養了十八年的狗，被她稱為“狗睿”，性情竟也怕“吵架”，幾個兒子小時候一鬧，聲音大點，那只“狗睿”便大聲狂叫。
訪談進行到一半時，因為要給另一家報紙回信，齊邦媛在紙上寫字，表情專注，下筆鄭重緩慢，有點害羞地說，“我喜歡涂涂改改哦，標點符號也要花很多時間。”
她看今天的政治選舉，是看熱鬧。雖看報，但是對大陸還是充滿陌生感，她擁抱記者，頑童的表情又出現，“你們那邊的家庭今天有什麼禁忌嗎？”
自1947年到了臺灣，齊邦媛從事臺中一中的英語教育、“國立編譯館”的文學編譯、“國文教科書”改革等工作，一生只是“負責任地做事情而已”。
出于對政治的警覺，她在對“國文教科書”改革一事中，特別堅持一個原則：“有宣傳意味的都不是好書。”
《巨流河》齊邦媛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年10月版
一九七二年，當時臺灣的教科書組頂著一把“政治正確”的上方寶劍祭在頭頂，齊邦媛被任命為“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組主任一職。第一套部定本“國文教科書”受到太多矚目，當時對原暫用本教科書的批評很多，卻也沒有人敢直說其政治色彩太濃，呼喊聲均是：救救孩子，還給孩子讀書的樂趣。
齊邦媛等人在新版教科書中加入了沈復的《兒時記趣》、《西遊記》中猴子偷桃等一些趣味性較強的作品。
問她當時有沒有壓力，她答得輕描淡寫：這是工作，怕什麼，又不會有人殺你。
對于《巨流河》在大陸受到的歡迎，齊邦媛實在意外。她說，自己並不想要發表什麼觀點，而是盡量按事實說話。但書中關于聞一多“臨死前可能有所懊悔”的推測，還是遭到某些讀者的質疑。她解釋，“聞一多遺物中一枚印章刻有‘其愚不可及’的史實，是出自于他兒子寫的書。”
對于張學良的看法，她拿出大陸出版的歷史資料。“一切都是有來龍去脈的。那麼大的東北，按世襲制就交給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這從理性上來看就有問題。”
齊邦媛特別看重知識分子的客觀性。因此，對話中稍不留意，她就給你質問一句，請你講話科學一點。
“我反正就沒有家”
聊著聊著，窗外的天邊只剩一絲暗紅的光。齊邦媛要到樓下慢走一圈。出門前，她一定將房間的燈全部熄滅。坐在樓下的花圃前，下顎稍抬起，瞥見自己的房間和四周山巒暗影一般黑。“不想有人看到我房間燈火輝煌”。
她樂于享受這種接近隱居的氛圍感。
齊邦媛平日不跟這里的任何人來往，但一路走來，總是有人對她微笑，“齊老師好啊。”
散步回來，她取一份《聯合晚報》。回到二樓的餐廳，點菜的過程不止一次對餐廳師傅禮貌地說“謝謝”、“對不起”。如果不是有訪客，她經常買含雞腿、青菜和白飯的便當回房吃。
兒時讀了七個小學，臺灣對齊邦媛來說，是個“收容所”。做那麼多事，也是為了回報這場不錯的收留。
巨流河一戰失敗後，一家人從此流浪了一生。這對齊邦媛而言，是最大的痛處。
“六歲離開，從來沒有家，在這里，我並不覺得差。我反正就沒有家。我沒有丟掉什麼。”齊邦媛說她不要麻煩別人，也不喜歡別人侵犯自己的空間。這棟安靜的大樓太大，她經常帶其他迷路的老人找方向。
她說著說著，拿下紅色框的眼鏡，哭了。沒有聲音，只是說話越來越重復、顫抖。淚水流下來的時候，她很快拿紙巾抹去。
“我在這里經常這樣哭，哭八天八夜也沒用，我反正就沒有家。”
蔣勳、陳文茜等人曾評價《巨流河》：齊邦媛把所有過去波濤洶涌化為了波瀾不驚。誰能料到，她在這小書房里，經常一面看史料，一面哭得不不能自已。
《巨流河》一書出版後，齊世英的親人朋友都感到驚訝，這個看似弱弱的女子，竟然如此憤怒。
“二次大戰的那些法國人、德國人、捷克人等到戰爭後，終于回了老家。可我們回不去了。”愛國的人沒有家可回，這個難題齊邦媛怎麼也解不開。
齊世英到臺灣後曾任“立法院”立法委員。1960年，因反對陳誠“內閣”提出的“電力加價案”，齊世英被開除出國民黨。生活清苦的他于1987年去世。一生再未回去過大陸。
“父親已經死去二十多年，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了。”齊邦媛也為後代擔憂，在國外生活的兒子說，“媽媽，你不在了，我們不會再回去臺灣。”陌生的大陸更不在他們的人生規劃內。
遼寧鐵嶺的市長近年要對齊邦媛作表彰，她心中只有苦澀，“你是個有名的作家，人家給你弄個‘最美麗的啥’什麼的，那是假的。”
“我跟別人說我是遼寧鐵嶺人，那不是滑稽嗎？”她的雙眼越來越紅腫，“我最大的願望，只是老的時候，有三間瓦房可以回去。”
“一切就好像被沙土掩埋了一樣。”
年老的她重讀《老殘遊記》，甚是喜愛，“味道貼近北國故鄉”。
然而，回不去的不只是他們。2004年，齊邦媛跟王德威合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書中收入了與老兵、眷村、探親有關的散文和小說，敘說了各種角度的離散思鄉令人心碎的故事。“非常多的老兵，雖然政府有給生活費，但是他們卻娶不到老婆，一輩子孤獨。”
作為外省人，在臺灣六十幾年，齊邦媛也沒有落下根。“永遠有人會說你是外省人。”
歷史充滿各種吊詭，令齊邦媛和其父親輩傷心的是，那些沒有來臺灣的舊識，雖然留在大陸，卻有不少在建國後的短短幾十年內遭到迫害。這兩年齊邦媛讀《楊憲益傳》，感慨萬千，“那一代最重要的文人卻受到那樣待遇”。
把最深的情緒講出來，耗費了她很大的精力。但她仍覺得不夠，一次又一次地問我，“你懂嗎？你懂我的痛嗎？”
最後，她還是選擇了筆，在我的採訪本上重重寫了幾個字，“Sing the anger of a man”（歌唱人類的憤怒）。那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第一句話。
失去了，能怎麼辦？時常，齊邦媛安慰自己，“有沒有故鄉怎麼樣，我至少還有靈魂。詩里面就有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