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梁思成與林徽因搬到麥地村興國庵後，發現這一帶自然景色旖旎優美，茂林修竹，田疇水塘，風光秀麗。由于不知道戰爭何時結束，歸期遙遙無期，而許多老朋友都雲集昆明，迫切需要一個能夠聚會的場所。于是，他們決定在龍頭村北側棕皮營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為自己設計並建造一所住房。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生中唯一一次為自己設計、建造住房，而這也耗盡了他們所有的積蓄並因此陷于山窮水盡的經濟窘境之中，以至“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乃至每根釘子而奮鬥”，還得親自運料，做木工和泥瓦工。
七七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離開古都，1938年1月抵達昆明，借住在盤龍江邊巡津街9號一所名叫“止園”的宅院內，此後一直到1940年11月，他們與營造學社的同仁在昆明居住和工作了近三年時間。
由于旅途勞累，林徽因感染了肺炎，梁思成舊病復發，昆明雖然氣候宜人，但梁思成夫婦卻心力交瘁。當時，美國的大學和博物館聘請他們赴美工作和治病，梁思成婉言謝絕道:“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不久，北平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如金岳霖、張奚若、朱自清、卞之琳、楊振聲、沈從文、蕭乾以及營造學社的莫宗江、陳明達、劉致平等也陸續來到昆明，給了梁思成夫婦很大的精神安慰。
隨著營造學社幾位骨幹都到了昆明，梁思成便把大家重新組織起來，打算恢復工作，對西南地區的古建築進行考察，繼續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而這一階段後來也成了營造學社起死回生的關鍵時期。為了籌措資金，梁思成給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的周詒春寫信，申請基金補助，同時邀約劉敦楨趕往昆明。營造學社恢復後所開展的第一項研究工作，就是對昆明的古建築開展調查。1938年10至11月，考察組調查的古建築有圓通寺、土主廟、建水會館、東西寺塔等50多處，幾乎涵蓋了昆明主要的古建築，這是昆明有史以來第一次用現代科學方法對古建築進行野外普查，基本確定了建于唐代的慧先寺塔(西寺塔)是昆明最古老的建築，妙湛寺金剛寶座塔和大德寺雙塔分別建于明代天順與成化年間，而且發現昆明很多的明清建築仍清晰地保存著唐宋時代的建築風格，這些成果填補了梁思成正在撰寫的《中國建築史》的空缺，並被收錄于《中國古建築圖典》之中。
期間，莫宗江和陳明達曾被當局強行編入壯丁訓練團，梁思成為此帶病前去拜訪昆明市長及雲南省主席，最後將他們兩人帶了回來。不久，莫宗江突患腹痛，醫生診斷為輕度盲腸炎，梁思成特意請昆明最有名的外科專家范秉哲大夫親自給他動手術，並代付了醫藥費。莫宗江對此感恩地說:“梁先生不僅是我的嚴師，也是兄長。”
1939年初，日機頻頻轟炸昆明，為躲避敵機的騷擾、空襲，梁思成、林徽因與營造學社由傅斯年任所長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搬遷到昆明市東北8公里處龍泉鎮龍頭村附近的麥地村，借住在一所名叫“興國庵”的庵堂內，利用那里狹小的房舍繼續開展工作。營造學社的“工作室”，設在供奉菩薩娘娘的殿內，頂上沒有吊燈，桌上沒有臺燈，採光完全靠佔了大半堵外牆的窗子透進的自然光線。而所謂的“窗子”，也沒有窗頁，空空的，只有一橫豎八的幾根鐵絲。大殿內由薄板一隔為二，外間密集地擺放著4張工作臺，內間有一張工作臺；所謂的“工作臺”，就是一塊塊寬大光潔的木板，用各種式樣的桌子支撐著兩端而已。工作臺上的筆墨硯臺和牆上的兩張碑刻拓片、一張古建築的照片及一份挂歷，透露出這些人的職業、身份。此外，殿內還有一張簡樸的圓桌、一把古舊的太師椅、一張供奉牌位的供桌。梁思成、林徽因的家設在大殿旁一間半泥土鋪地的小屋里，由于屋內非常潮濕，他們只得在地上撒些石灰以去除潮氣。
梁思成夫婦自己設計的住宅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率隊對四川西康地區35個縣的古建築進行了野外調查，發現古建築、摩崖、崖墓、石刻、漢闕等730多處。
林徽因則駐守在興國庵內主持日常工作，並完成了雲南大學女生宿舍“映秋院”的設計。梁思成等人回到麥地村後，林徽因又忙碌地幫助他們繪制圖紙、整理文字資料。這一時期，梁思成夫婦及營造學社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上。
梁思成與林徽因搬到麥地村興國庵後，發現這一帶自然景色旖旎優美，茂林修竹，田疇水塘，風光秀麗。由于不知道戰爭何時結束，歸期遙遙無期，而許多老朋友都雲集昆明，迫切需要一個能夠聚會的場所。于是，他們決定在龍頭村北側棕皮營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為自己設計並建造一所住房。這所帶有當地“一顆印”民居建築風格的土木結構的平房，自1939年年中開工，至1940年春建成，面積80平方米左右，三間住房坐西朝東，兩間附屬用房坐東朝西，中間隔著一條通道，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小庭院。從外觀看，房子的面積明顯增大，窗欞也與眾不同；內部裝修中，最顯著的是客廳內設計了壁爐，三間住房內全部鋪設了木地板。對此，林徽因頗為賞識:“有些地方上也有些美觀和舒適之處。我們甚至有時候還挺喜歡它呢。”她盼望有“真誠的朋友來賞識它真正的內在質量”。這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一生中唯一一次為自己設計、建造住房，而這也耗盡了他們所有的積蓄並因此陷于山窮水盡的經濟窘境之中，以至“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乃至每根釘子而奮鬥”，還得親自運料，做木工和泥瓦工。恰巧美國友人費正清夫婦寄來一張為林徽因治病的支票，這才幫他們付清了因建房而欠下的債務。
這段時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梁思成外出調查，她自己又有病，營造學社的日常工作、照顧子女的重擔，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目睹這一切的金岳霖不無惋惜地感嘆說:“她仍舊很忙，只是在這種鬧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實際上她真是沒有什麼時間可以浪費，以致她有浪費掉她生命的危險。”她忙中偷閒，或者給友人寫信，或者創作詩歌，或者從田間地頭的農婦村夫身旁穿過，來到燒制磚瓦盆罐的場地，觀察窯工瓦匠制作陶坯，充分接近現實社會，了解感受大眾生活。林徽因在昆明留下了5首詩歌，《除夕看花》抒發了她憂國憂民的情懷，《茶鋪》、《小樓》反映了她對民俗文化的興趣，《對殘枝》、《對北門街園子》表達了她在病中對自然、生命的無限眷戀之情。
1940年11月，日機轟炸加劇，已經隸屬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營造學社接到教育部的命令，從昆明遷往重慶西邊、長江南岸一個遠離任何機關、遠離任何大城市的小鎮李莊，梁思成與林徽因雖然極不情願，為此感到非常沮喪，但真的到了那里，林徽因在病榻上卻協助梁思成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中國建築史》和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築史》的編纂工作。梁思成深情地說:“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來支持我。不！她並不是支持我，我認為這也是她的選擇……她對祖國的愛，是懷著詩人般的浪漫主義色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