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抗戰期間死于非命的國民黨將領不少，如段朗如、張德能、陳牧農等因作戰畏縮不前被槍決，酆悌、文重孚𤦬湖南益陽人，長沙市警察局局長𡃤因長沙大火被槍決，胡啟儒（黃埔軍校二期，教導總隊２旅旅長），１９４２年夏因販毒被處決。梅春華（少將，黃埔軍校四期，１８軍參謀長），１９４３年因私販軍隊裝備被處決。程澤潤等死于瀆職貪賄……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當時苦鬥八年，空城計有之，苦肉計有之。至不得已時蔣槍斃自身親信人員卸責”，又說蔣“是一個非常容易情緒激動的人。”（《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正是這種個人性格的偏執，造成一部分將領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開場合叮囑部下的“你們趕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負責的情緒話。
蔣介石
本文摘自：《讀書文摘》2008年03期，作者：伍立楊，原題：《抗戰中死于非命的國民黨將領》
抗戰時期，重慶新民報副刊司馬紆（程大千）的短篇小說《鐵肺新郎》的開頭是這樣的：“ＸＸ部司令Ｋ，因懼敵誤國罪被處死刑以後，有人在他的抽屜里發現了一封沒有付郵的信……”（見《重慶客》１９８３年重慶出版社）小說涉及一個具有舊文人筆下的“韻”，新文人所謂“愛嬌”的女角，是一個哀惋而恐懼的故事。作者將高級軍官被槍斃事件寫得很真切，在那時更見其典型意義。
抗戰期間死于非命的國民黨將領不少，如段朗如、張德能、陳牧農等因作戰畏縮不前被槍決，酆悌、文重孚𤦬湖南益陽人，長沙市警察局局長𡃤因長沙大火被槍決，胡啟儒（黃埔軍校二期，教導總隊２旅旅長），１９４２年夏因販毒被處決。梅春華（少將，黃埔軍校四期，１８軍參謀長），１９４３年因私販軍隊裝備被處決。程澤潤等死于瀆職貪賄……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說“當時苦鬥八年，空城計有之，苦肉計有之。至不得已時蔣槍斃自身親信人員卸責”，又說蔣“是一個非常容易情緒激動的人。”（《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正是這種個人性格的偏執，造成一部分將領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開場合叮囑部下的“你們趕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負責的情緒話。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雲相有不可推卸之責。上官雲相原本是孫傳芳五省聯軍第４師師長，北伐時效忠革命，後參加淞滬會戰。抗戰軍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俾依長才，調他出任第３２集團軍總司令，負責第三戰區浙贛線方面防務。其當旅長、師長之時，已養成功則歸己、過則歸他的惡劣品性。戰況有利，則拼死追打，戰況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並不是貪生怕死之徒，這次南昌反攻戰，剛到達預定位置時，段曾建議立即發起突擊，因此時日軍立足未穩，兵力只有一個聯隊，尚未部署完畢。可是上官不同意，說是有你打的仗，等著。較早前的萬家嶺戰役時任７４軍軍長的俞濟時，是蔣介石的奉化同鄉，俞親臨前線時，段朗如師長表態一定堅守，俞誇讚道：“像這樣勇敢應戰，忘我犧牲的將領，實在可貴。”岷山一戰，傷亡最慘重的是該軍第７９師。
等到陣地前的日軍已經增加到一個旅團，上官卻下令強攻。段說“進攻是要進攻，但仗不是這樣打法”。上官聞此大怒：“段師長，你說什麼！你要負責的！”段不得已，組織突擊隊，但他手下的一個黃埔四期生臨陣脫逃，不知去向，整個計劃被打亂，突擊隊完全暴露在日軍夾擊之下而無還手之力。（參見《閩浙贛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南昌反攻部隊很多，查閱當時的戰鬥序列，起碼有近三十個師。其中，上官雲相以集團軍司令官名義指揮第２９軍，軍長陳安寶。陣容很大，竟有六個師的番號和實力。段朗如的７９師即屬于該軍主力。段組織突擊隊失手後即遭逮捕。陳安寶軍長意圖息事寧人，想以作戰不力為由，將其免職了事。可是上官雲相卻以個人芥蒂決定殺其頭推卸責任，對戰區參謀處等高級幕僚的營救以耍賴應之，說是不殺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縮不進，謊報軍情，貽誤戰機……
結果是陳安寶只有親自指揮７９師進攻南昌附近的蓮塘，遭遇強大的機械化裝備的日軍反擊，很快全線潰退。陳軍長衛士死傷散盡，他因為負重傷，又身材胖跑不動，日軍追上後竟割下他的頭顱帶回南昌炫耀。幾天後部隊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屍體。
陳安寶畢業于保定軍校，資格既老，為人也實在厚道，天性不會耍滑頭。他作戰沉著大氣，對下級也相當寬厚。段朗如死後，陳安寶親自指揮７９師，犧牲得很窩囊。整個抗戰期間，國軍損失二百余將官，以陳安寶、張自忠、郝夢齡三位軍階最高；時間是１９３９年初夏。
（二）
長衡會戰的衡陽方面。１９４４年夏，長衡會戰（實際即第四次長沙會戰）戰至最後關頭，無奈詐降的１０軍軍長方先覺引致物議紛紛。其實，他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就差點被蔣介石處決。據當時１０軍預備第１０師政治部科長的回憶，部隊從株洲向湘北移動，和日軍全線接觸後，被敵人以優勢騎兵突擊，很快敗北。會戰後的作戰檢討，蔣介石要處理１０軍軍長李玉堂和１０師師長方先覺，幸虧看到友軍繳獲的日軍作戰地圖上標示日人有近四個師團的兵力，他才轉變語氣說；“現在證明，預１０師陣地前有三個半師團的兵力，就是銅牆鐵壁，也難以阻擋敵人的前進，能抵抗一天，還算不錯。”（《原國民黨將領抗戰親歷記／湖南四大會戰》，第１５６頁）但蔣介石這樣講道理的時候還真不多𡊨對部隊將領的處理就全然視乎其心情，心情好，則情緒通達，有話好說；情緒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樣參加第二次長沙會戰的精銳部隊，第７４軍為王耀武所轄：５１師李天霞，５７師余程萬，５８師廖齡奇；第４軍歐震所轄：５９師張德能……其中，余程萬後來在常德會戰中幾乎被蔣判死刑，張德能在第四次長沙會戰後被蔣下令槍斃，廖齡奇即在本次會戰後被判死刑。
本來７４軍是抗日鐵軍，能徵慣戰，機警過人，也大膽沉著，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正當他們向北移動的時候，日軍傾全力做側翼包抄。當時的九戰區參謀長趙子立說“當然運動中的部隊比佔領陣地的部隊容易打”。７４軍還在行軍中，日軍的騎兵眨眼工夫就分幾路衝來了，立足未穩就被日軍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齡奇第５８師垮得最厲害，從戰區長官薛岳到大本營的老蔣均極為震驚，戰役結束後立即召開檢討會議。戰區的意思是要將失敗的責任歸咎于第２６軍蕭之楚（屬２７集團軍楊森指揮），要求嚴懲。但蔣介石沒有處分蕭之楚，卻把５８師師長廖齡奇槍斃了，蔣親自在軍事會議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臨陣脫逃。黃仁宇先生說，“廖死留下遺書三封，一呈其母處理家事，一致表弟請結算師部賬目，一囑其妻改嫁。”並請將遺書送蔣備閱。黃先生說，這和蔣本人與其直係親屬的融融家庭歡樂“形成一個尖刻的對比。”（《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同期槍斃的還有９７師師長傅維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籠統的“作戰不力，自動後退”。
長衡會戰（實際即第四次長沙會戰）的長沙方面。１９４４年六月中下旬，守長沙的是張德能軍長。先是岳麓山（一個師）失守。守城的（兩個）師見此，已經草木皆兵。城內部隊失去依托，只好自發突圍。某日一衛士醒來，見外面江邊上，官兵紛紛往衡陽方向逃散，便趕忙推醒張德能，張勃然大怒，衝出去欲加阻止，對于徹底混亂的部隊，其效僅如微風撼大廈。
兵敗後，張德能與戰區參謀長趙子立一起被抓到重慶，雖有軍法總監何成浚為之開脫說項，但無濟于事。趙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說自己受戰區長官薛岳的排擠，實際被剝奪了指揮權——離開戰區總部，無法指揮長沙守軍。趙還向王耀武說，在守衛長沙問題上，他和張德能軍長意見分歧，張軍長固執己見，置主力于城內。他雖身為戰區代參謀長，但並未履行職權，也未能指揮長沙守軍作戰。望王耀武千萬將此情況報告蔣委員長。最後，上邊給的結論是：在長沙作戰中，趙子立被張德能架空，未負實際責任，薛岳也不能這樣使用一個戰區參謀長，因此趙子立無罪釋放。而張德能就沒有這樣幸運了。趙子立、王光倫的《長衡戰役》是這樣解釋的：衡陽失陷後，蔣要將部隊拉向西邊的重慶方向，為他保駕，薛岳要將部隊向東邊長沙方向拉。蔣對薛是一頭火，逼迫軍法總監判處張德能極刑。這樣，張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陽會戰的守軍，第１０軍方先覺軍長得到的卻又是不同的處理結果。他雖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後卻樹起白旗，不久竟被日軍安然釋放，事多蹊蹺，疑竇叢生。與其相比，作戰失誤的卻被殺頭，人們不禁要問，抵抗有期，就有資格投降嗎？其實，這是老蔣指揮係統紊亂的結果。對作戰失誤以殺頭處理，成為一種習慣，無形中，在其潛意識的心理層面，就以此作為一種標準，不殺反而奇怪。
勝敗乃兵家常事，拿破侖尚有滑鐵盧之厄運。方軍長置身難以想象的殘酷戰鬥中，打到幾乎全軍覆沒，確實不應求全責備。但重慶的大本營的雙重標準，事實上造成了部隊將領的隔閡。第７４軍抗戰以來，打過多次苦仗硬仗，雖然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一觸即潰，但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戰略，不在戰術，可是卻拿了一個很出色的師長（廖齡奇）來祭旗。這樣的處理，在在表明大本營的心理脆弱，頭腦混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