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一個傑出的與眾不同的女性。美國人，生于密蘇里州。當過侍女、煙廠工人和書刊推銷員。曾在《紐約呼聲報》工作，作為外國駐華記者1928年底來到中國。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鬥爭，成為不朽之作。
史沫特萊
馮雪峰與史沫特萊1930年就相識。
按馮雪峰的自傳，他的三十年代革命的文學的足跡大至有這樣的描述：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遷居景雲裏茅盾家中，與魯迅過從密切。930年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為發起人之一，參加“左聯”成立大會，整理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1931年任左聯黨團書記，與魯迅等四十余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參加發起組織中國著作家抗日會，被選為執行委員。193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幹事。1933年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1933年12月離開上海赴江西瑞金。
1934年參加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
1934年10月從瑞金出發參加長徵，任紅九團地方工作組副組長。
1935年任幹部團政治教員。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調至陜北黨校工作任教務主任、副校長。1936年4月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
1936年4月中央派他回到上海，中央交待他到上海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統戰和情報，其次是同上海留下地下黨員和黨組織及文藝界取得聯係，當然也包括與魯迅、史沫特萊等文化人士的聯係。
馮雪峰
馮雪峰在1968年寫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回憶材料中說：
斯諾到陜北去，是史沫特萊向我提出，我請示中央之後送去的，時間大概是在36年6月底，7月上旬之間。斯諾係從北平動身到西安，我從上海派董健吾（因他會說英語）到西安，把斯諾同西安聯絡站聯係上的關係。
36年5月初，我在魯迅家見到史沫特萊，記得是在我到上海的個把星期之內。在我一向印象里，我沒有事前約她，而是她到魯迅家去找我的，又好象她先從華北或其它方面線索知道陜北有人到上海。但也很可能她從茅盾或文藝界其它關係知道我到了上海。她當時同魯迅、茅盾和周楊等都有聯係。而我到上海後大概第四天也已見到了茅盾。記得我當時同史沫特萊在魯迅家三樓，曾談了三個下午。是她帶了一個翻譯（外國人，男）來的，談了毛主席、黨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之後，都是談長徵的經過情況。談的內容，是她要求的。
史沫特萊是30年時我就認識的，她大概29年時已來中國，以作家和記者的身份進行活動。大概在29年中她就去見過魯迅，也大概很早她就同宋慶齡有往來。
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伊羅生、林語堂、魯迅
從30年史沫特萊起對當時左翼文學運動有過一些幫助，她對魯迅的感情特別深。我們當時都相信她，現在我也認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覺得她當時對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確實有高度熱情的，她寫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的一些通訊報導和文章，在國際上起過相當影響的宣傳作用。
30年時，我好象聽說過，她同共產國際有秘密聯係。因此，對于她當時在上海的關係的復雜和來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聞的。例如，她同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認識很多，在中國文藝界則同林語堂等人也接近和來往。我們都認為這是她為了工作和為了掩護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還是很少。但同魯迅及當時左聯有關的幾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30年魯迅50年壽辰（當時左聯是作為一個運動舉行的）就是她設法借荷蘭菜館而開成的。當時魯迅的活動和左翼文學運動等情況，她曾竭力介紹和宣傳到外國去。
1936年初，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徵勝利的電報是她設法送到陜北的。而我聽張聞天說，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徵勝利的賀電是1936年4月上旬，在瓦窯堡，在我動身到上海前個把星期收到的，即4月10日左右。
36年5月下旬魯迅病重，她非常著急，由她同宋慶齡請了當時認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專科醫生（美國人），去給魯迅診視。
宋慶齡等參加魯迅追悼會
史沫特萊大概在1936年下半年到陜北去，是從華北方面進去的，沒有經過上海方面的介紹。1937年1月我去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曾在延安見到過她。
